亚瑟用餐巾抹了抹嘴：“她没有欺骗您，在英格兰，燕麦一般是用来喂马的。我还记得伦敦霍乱期间
??有一次我去济贫院检查防疫工作，由于缺乏物资，济贫院里给贫民准备的早餐正是燕麦粥。当时，有几个姑娘和小孩儿一看见碗里的燕麦，眼泪立马夺眶而出。没过多久，济贫院里便只剩下低声啜泣的声响了。与我同去的济贫委员会成员理查兹先生气的面色铁青，他把济贫院执事叫过来臭骂了一顿，还说什么，就算是真的缺乏物资，也不应该上这种东西对贫民进行人格侮辱。”
沙皇听到这桩趣闻，轻轻笑了声：“看来英格兰的燕麦和俄国的土豆有着相同的作用，文明人知晓它的好处，但是不文明的人却把它当成了毒药似的。遗憾的是，我本来以为英国的人民会比俄国的人民更文明一些。毕竟大伙儿谈论的都是英国的先进之处，谈论英国的织布机、蒸汽机还有铁路，而这些东西在俄国都很少能够见到，就算偶尔见到了，大部分也是从英国进口的。”
针对俄国与英国究竟哪一个国家更文明，即便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俄国，九成的俄国人都会回答是英国。
毕竟大部分人衡量文明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城市的富有。
在这一点上，能够赶得上不列颠的国家确实没有。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农村的视角出发，由陆路入境俄国的亚瑟确实发现了不少新奇的地点。
因为，如果就农村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会出现一个相当离奇吊诡的结论。
英国各地农民的生活水平通常相差不大，但是俄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则出现了较大的落差。
越是边远、交通不便地区的农民，由于当地粮食价格无法与城市地区接轨，农闲时也能做点家庭手工补贴家用，所以他们的生活水平往往还说得过去。
而那些邻近城市的农业地区则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冲击，不仅当地粮食价格被大幅抬升，就连家庭手工业也无法正常开展，为了赚钱，他们只得在农闲时期跑到外地帮闲。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普希金之前那篇《俄国农民生活水平强于英国》的文章其实写的也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他必须要在前面加上定语——俄国边远地区农民。
当然，这么说或许对崇尚不列颠和法兰西的俄国自由派不是很公平。
因为正如他们说的那样——虽然俄国农民在许多方面要比英国的某些农民生活安逸，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大到了不可估量，用一句简单的描述就是：英国农民拥有权利，而俄国农民一无所有！
用更明白的话解释就是：俄国农民被禁止向地主
提起诉讼并且不被允许出庭作证。如果地主乐意，他随时可以把他的农民流放西伯利亚或者送去服20年的兵役。
而且俄国的农民貌似已经麻木于现状了，相较于英国农民的‘斯温暴动’等一系列暴力事件，俄国农民的反抗就显得平和了许多，俄国许多被定性为农民暴动的事情放在英国最多只能叫做不服从和罢工。
即便是在俄国造成普遍影响的普加乔夫起义，参与起义的农民们也从不反对沙皇权威，因为他们的领袖普加乔夫打出的旗号是——他才是真正的沙皇，起义的目的则是要从篡位者手中夺回皇位。
而英国的‘斯温暴动’嘛，英国农民的主要矛头对准的也不是国王，或许有一部分是为了针对和他们不对付的政府，但是他们干的最多的还是砸烂所有机器，并把抢他们饭碗的工厂主乃至于一部分甘愿为工厂主充当走狗的工厂工人一并吊死在路灯上。
这两种行为究竟哪种更文明呢？
爵士站在警察的角度上，觉得很难发表评论。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乡下人，农民出身的亚瑟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糟糕的生活环境使得大部分农民从骨子里都是现实主义者，现实到近乎于冷酷，这一点在天寒地冻的俄国体现的尤为严重。
操心自己，别管他人。
别人的眼泪就是水。
只要能得到足够的吃的，说谎又有何妨呢？
这几句谚语是他最常从俄国农民口中听到的话。
如果你因为庄稼汉看起来老实巴交便把他当做没头脑，那你才是真正要吃大亏的那一个。
而亚瑟对农民的了解，也让他意识到乌瓦罗夫提出的官方人民性理论究竟有多么可笑，撇开沙皇和国家这一点，东正教首先就解释不通。
这帮骨子里充斥着现实主义的俄国农民们确实很迷信，为了一点小病小灾，他们可以在教堂里连续好几天祈祷。
但是一旦他们的病好了，那您就瞧吧，他可以在做弥撒的时候，一边口呼上帝的名字，一边还在给自己身上的某个位置搔痒。
俄国的教育大臣乌瓦罗夫要么是把迷信和宗教信仰弄混了，要么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在亚瑟看来，宗教的基础是对上帝虔诚和敬畏，但是俄国农民的身上很少能看到这一点，甚至就连经历了大革命洗礼的法兰西的虔诚信徒都比俄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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