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大明朝，因为海洋政策的兴起，有了市场，整个的盘子也有了变化。
在另外一个时空的大明朝，到了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就已经产生。
特别是在万历二十年后，民间衍生了一个新的职业。
进城打工。
而这个时空，因为开海政策的向好，这种新的职业，也提前数年被推动起来。
江南烟雨，工坊如林……
大明帝国的东南腹地——南直隶、浙江，这片被长江和运河滋养的膏腴之地，早已不再是单纯的鱼米之乡。
苏州被称之为丝绸之都。
苏州、杭州、湖州，运河两岸，机杼之声日夜不绝于耳。
成千上万的大小工坊星罗棋布。
大的占地数十亩，雇佣织工、染匠、挽花工、络丝工等，动辄数千乃至上万人！
巨大的工棚里，数百架甚至上千架织机整齐排列，梭子如飞，锦缎、绫罗、纱绢如流水般倾泻而出。
小的工坊亦有数百工匠，各有专精，或织素绸，或染彩帛，或刺绣品。
而且，最大的突破是这样的工坊有将近四成都是女工。
在这种丝绸业中，她们的月银要比男工还要高上不少。
经济基础决定家庭地位。
虽然说撑起半片天，还为时过早，但却改变了民间的一种思想，理学的禁锢受到了实打实的利益冲击。
这可比朝廷发下一纸公文要有效的多。
丝绸，不再是仅供宫廷贵胄的奢侈品，更成为行销海内外、赚取巨利的“硬通货”……因为大规模的产出，民间的百姓也能穿的起了。
江西景德镇，昌江两岸，窑火映红了半边天。
这里已非“瓷窑七十二座”的旧貌，而是“万窑齐烧”的壮观景象。
官窑依旧为宫廷烧制精美绝伦的御瓷，但更庞大的民窑体系，才是真正的经济支柱。
大窑主拥有数十座甚至上百座窑炉，雇佣工匠、画师、窑工数万人，从开采高岭土、制坯、上釉、绘画到入窑烧制，工序繁杂，分工明确，自己自发的玩起了流程化……
青花、五彩、粉彩、斗彩……各式瓷器琳琅满目，不仅满足国内需求，更通过皇家商号及众多海商，源源不断地装上海船，远销南洋、西洋，乃至遥远的英格兰。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后来居上，“松江布”以其细密耐用行销天下，无数家庭作坊和大型工场日夜赶工。
因为有了市场，一切都变了。
常州的冶铁、铁器制造……
嘉兴的造纸业……
宜兴的紫砂陶……
金陵的造船业……
各行各业，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态势。
雇佣劳动成为主流，商人资本深度介入生产，追逐利润成为驱动一切的核心动力……
这也导致江南城市人口激增，市镇繁荣，一个以工坊手工业为核心、商业高度发达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带，在江南已然成型。
最大受益者之一的皇家南洋通商总号，在从万历十三年，到万历十八年。
每年都能给朝廷提供超过七十万两白银的贡给。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也实现了营收，内部各个商队码头的主家，也都赚到了银子。
这笔钱，成为了朱翊钧内帑最稳定、最丰沛的收入来源，远超传统皇庄、矿税等收入。
有了其他的经济来源后，朱翊钧在万历十四年，再度解放了皇庄的佃农。
将土地分给了老百姓，并且第一次按照人口分。
一个人能分到五亩地。
不管男女，都是五亩地。
但因为是皇帝的土地，分出去的这些土地，不允许买卖。
朱翊钧拿出这笔巨款，恩赏天下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其目的远不止于彰显仁孝……
因此，万历十五年的这道开年恩旨，看似温情脉脉的敬老恤老，实则是朱翊钧以其掌控的皇家资本为燃料，点燃的一枚投向帝国经济与政治肌体的“重磅炸弹”。
它既是对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力助推与回馈，也是这位年轻皇帝加强集权、重塑官僚体系的一次大胆而精妙的操作。
江南的工坊烟囱冒出的青烟，与皇家商号海船上飘扬的旗帜，共同构成了这幅万历盛世的底色………
海瑞吃完了地瓜之后，一旁的小太监赶忙送来了一杯温度正好的茶水，当其饮下后，擦了擦嘴角，便看向了坐在御案前面的天子。
岁月在海瑞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腰背虽努力挺直，却难掩那份沉沉的暮气。
他的呼吸带着老年人特有的轻微喘息，眼神也不复当年的鹰隼般锐利，显得有些浑浊……
在万历十四年年中，海瑞便病了一次。
虽然朱翊钧不允许致仕，让其在京修养，但特逐渐交卸了都察院的日常事务，由右都御史刘正主持……
虽然不主持日常工作，但“海青天”这块牌子，依旧是大明官场清流的一杆无形旗帜，无人敢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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