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藏在江南水网最密处的一个旮旯里，地名土气，叫藕花洼。那里河道如脉，池塘如镜，夏日里，接天的莲叶能一直绿到人的梦里去。连接村庄与外部世界的，是一条窄窄的土路，路两旁，一边是终年幽深的竹林，一边是常年汩汩作响的小河。这条路，我和弟弟走了整整六年，从懵懂幼童走到半大少年，路上的每一处坑洼，每一棵歪脖子树，都熟稔得像我们身体的延伸。
然而，所有关于这条路白日里的亲切与熟悉，都会在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时，被一种莫名的、原始的恐惧所取代。那件事发生在我十二岁，弟弟九岁那年的晚秋。
那天，我们因为留下来做值日，出校门时，日头已经疲软地搁在西边的山脊上了，像个腌得过久的咸蛋黄，有气无力地散发着昏黄的光。天光正在急速地消退，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正将一块巨大的墨蓝色幕布，从东边缓缓拉过来。风里带着河水的湿气和枯草的涩味，吹在身上，激起一阵寒噤。
我和弟弟背着沉甸甸的书包，不敢怠慢，几乎是小跑着踏上了那条回家的土路。四周静得可怕，只有我们“沙沙”的脚步声和越来越粗重的喘息声。竹林在暮色里显得格外阴森，竹叶摩挲，仿佛有无数窃窃私语藏在里面。河对岸的田野里，早已空无一人，只有几座孤零零的稻草人，张着僵硬的臂膀，像是被时光遗忘的守墓人。
“哥，快点走。”弟弟的声音带着哭腔，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
我心里也发毛，但作为哥哥，只能强作镇定，嘴里念叨着：“怕什么，马上就到家了。”可眼睛却不受控制地四处逡巡，总觉得那竹林的阴影里，或是河边的芦苇丛中，藏着什么东西。
就在我们走到路中段，那片最茂密的竹林对面时，弟弟猛地停住了脚步，手指着前方，浑身筛糠似的抖起来，喉咙里发出“咯咯”的、被恐惧扼住的声音。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浑身的血液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就在前方十几米远的路中央，有一个“东西”。
那东西约莫有十来岁孩子的个头，身形瘦小，穿着一身极其古怪的衣服。那衣服的颜色是那种陈年青苔混着泥水的暗绿色，质地看起来湿漉漉、黏糊糊的，紧紧贴在它身上。最让我们魂飞魄散的，是它的眼睛——两只眼睛，像两团燃烧的、没有温度的炭火，在愈发昏暗的暮色里，闪烁着清晰而诡异的红光。
它正背对着我们，以一种极其怪异、绝非常人的姿势运动着——它不是在走，也不是在爬，而是在跳。它双手背在身后，双腿弯曲，然后猛地蹬地，整个身体向前一蹿一蹿地，活脱脱一只放大了无数倍的青蛙！每跳一下，就从它的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而响亮的：
“呱——！”
那声音不像真正的蛙鸣那般自然，反而带着一种金属摩擦般的尖锐，又像是喉咙里卡了痰的嘶哑，直直地刺入耳膜，让人头皮发炸。
我当时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四肢瞬间冰凉，想喊，喉咙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发不出半点声音。巨大的、纯粹的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弟弟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尖锐的哭声在寂静的田野上空回荡。
那“东西”似乎被哭声惊动了。
它停下了蛙跳，就保持着那个半蹲的姿势，极其缓慢地、一格一格地，扭过头来。
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滞了。我清晰地看到了它的脸——一张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脸。皮肤是青灰色的，布满了一种类似水渍的斑痕，五官模糊不清，唯有那双赤红的眼睛，像两个烧穿的窟窿，牢牢地“钉”在了我们身上。那目光里没有情绪，没有好奇，没有恶意，甚至没有生命感，只有一种空洞的、冰冷的注视，仿佛我们在它眼里，与路边的石子、河里的水草并无区别。
我被这目光一“钉”，压抑的恐惧终于冲破了闸门，眼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和弟弟的哭声混在一起。
就在我们哭出声的下一秒，那“东西”动了。
它的动作快得超出了我们视觉能捕捉的极限。没有助跑，没有预兆，它蹲踞的身体只是微微一沉，然后“嗖”地一下，就像一颗被强力弹弓射出的石子，化作一道模糊的暗绿色影子，径直射向了路旁那棵最老、最高的苦楝树。它落在离地三四米高的树干上，四肢如同带有吸盘，稳稳贴住，那双红眼在枝叶的阴影里，依旧明灭可辨，俯视着我们。
我们吓得连哭都忘了，张大嘴巴，呆呆地看着树上那两点红光。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它又是一动。
这一次，它从苦楝树上猛地一跃，身影在空中划出一道低平的弧线，目标竟是路那边的小河！那条河虽不宽，但也有五六米的距离。只见它轻盈得如同没有重量，暗绿色的身影掠过浑浊的河面，连一丝水花都没有激起，便稳稳地落在了河对岸的田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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