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藏在江南水网最密处的一个旮旯里,地名土气,叫藕花洼。那里河道如脉,池塘如镜,夏日里,接天的莲叶能一直绿到人的梦里去。连接村庄与外部世界的,是一条窄窄的土路,路两旁,一边是终年幽深的竹林,一边是常年汩汩作响的小河。这条路,我和弟弟走了整整六年,从懵懂幼童走到半大少年,路上的每一处坑洼,每一棵歪脖子树,都熟稔得像我们身体的延伸。
然而,所有关于这条路白日里的亲切与熟悉,都会在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时,被一种莫名的、原始的恐惧所取代。那件事发生在我十二岁,弟弟九岁那年的晚秋。
那天,我们因为留下来做值日,出校门时,日头已经疲软地搁在西边的山脊上了,像个腌得过久的咸蛋黄,有气无力地散发着昏黄的光。天光正在急速地消退,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正将一块巨大的墨蓝色幕布,从东边缓缓拉过来。风里带着河水的湿气和枯草的涩味,吹在身上,激起一阵寒噤。
我和弟弟背着沉甸甸的书包,不敢怠慢,几乎是小跑着踏上了那条回家的土路。四周静得可怕,只有我们“沙沙”的脚步声和越来越粗重的喘息声。竹林在暮色里显得格外阴森,竹叶摩挲,仿佛有无数窃窃私语藏在里面。河对岸的田野里,早已空无一人,只有几座孤零零的稻草人,张着僵硬的臂膀,像是被时光遗忘的守墓人。
“哥,快点走。”弟弟的声音带着哭腔,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
我心里也发毛,但作为哥哥,只能强作镇定,嘴里念叨着:“怕什么,马上就到家了。”可眼睛却不受控制地四处逡巡,总觉得那竹林的阴影里,或是河边的芦苇丛中,藏着什么东西。
就在我们走到路中段,那片最茂密的竹林对面时,弟弟猛地停住了脚步,手指着前方,浑身筛糠似的抖起来,喉咙里发出“咯咯”的、被恐惧扼住的声音。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浑身的血液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就在前方十几米远的路中央,有一个“东西”。
那东西约莫有十来岁孩子的个头,身形瘦小,穿着一身极其古怪的衣服。那衣服的颜色是那种陈年青苔混着泥水的暗绿色,质地看起来湿漉漉、黏糊糊的,紧紧贴在它身上。最让我们魂飞魄散的,是它的眼睛——两只眼睛,像两团燃烧的、没有温度的炭火,在愈发昏暗的暮色里,闪烁着清晰而诡异的红光。
它正背对着我们,以一种极其怪异、绝非常人的姿势运动着——它不是在走,也不是在爬,而是在跳。它双手背在身后,双腿弯曲,然后猛地蹬地,整个身体向前一蹿一蹿地,活脱脱一只放大了无数倍的青蛙!每跳一下,就从它的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而响亮的:
“呱——!”
那声音不像真正的蛙鸣那般自然,反而带着一种金属摩擦般的尖锐,又像是喉咙里卡了痰的嘶哑,直直地刺入耳膜,让人头皮发炸。
我当时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四肢瞬间冰凉,想喊,喉咙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发不出半点声音。巨大的、纯粹的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弟弟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尖锐的哭声在寂静的田野上空回荡。
那“东西”似乎被哭声惊动了。
它停下了蛙跳,就保持着那个半蹲的姿势,极其缓慢地、一格一格地,扭过头来。
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滞了。我清晰地看到了它的脸——一张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脸。皮肤是青灰色的,布满了一种类似水渍的斑痕,五官模糊不清,唯有那双赤红的眼睛,像两个烧穿的窟窿,牢牢地“钉”在了我们身上。那目光里没有情绪,没有好奇,没有恶意,甚至没有生命感,只有一种空洞的、冰冷的注视,仿佛我们在它眼里,与路边的石子、河里的水草并无区别。
我被这目光一“钉”,压抑的恐惧终于冲破了闸门,眼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和弟弟的哭声混在一起。
就在我们哭出声的下一秒,那“东西”动了。
它的动作快得超出了我们视觉能捕捉的极限。没有助跑,没有预兆,它蹲踞的身体只是微微一沉,然后“嗖”地一下,就像一颗被强力弹弓射出的石子,化作一道模糊的暗绿色影子,径直射向了路旁那棵最老、最高的苦楝树。它落在离地三四米高的树干上,四肢如同带有吸盘,稳稳贴住,那双红眼在枝叶的阴影里,依旧明灭可辨,俯视着我们。
我们吓得连哭都忘了,张大嘴巴,呆呆地看着树上那两点红光。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它又是一动。
这一次,它从苦楝树上猛地一跃,身影在空中划出一道低平的弧线,目标竟是路那边的小河!那条河虽不宽,但也有五六米的距离。只见它轻盈得如同没有重量,暗绿色的身影掠过浑浊的河面,连一丝水花都没有激起,便稳稳地落在了河对岸的田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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