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平定的消息传回京城时，赵大河正在自己的书房里，对着一叠厚厚的卷宗发愁。
卷宗来自江南各地——不是弹劾奏疏，也不是税赋报表，而是一份份关于“工场”的记录。
苏州的丝织工场，已发展到三十多家。大的用工七八百人，小的也有一两百人。织机日夜不停，织出的丝绸远销海外。
松江的棉纺织业更是惊人——据松江知府奏报，该府境内已有棉纺织机台三万余张，从业者不下十万。
景德镇的陶瓷工场，从原来的几家官窑，发展到民窑数百家。烧出的瓷器，远销大食、佛郎机，一船瓷器出海，能换回一船白银。
还有杭州的造纸坊、湖州的笔庄、徽州的墨厂……
赵大河越看越兴奋。
他提起笔，开始草拟一份新的奏折。
题目只有四个字——《请开商禁》。
他要请求陛下开放海禁，鼓励工商。
这道折子若是递上去，必然又会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
那些保守派的老臣们，肯定会跳出来反对。他们会说——商人是末业，是蛀虫，会让百姓弃农从商，会让天下不稳。
但赵大河不怕。
他在奏折中写道：“农为天下之本，不可动摇。然工商亦为富国之要，不可偏废。若朝廷一味重农抑商，则江南之丝、景德之瓷、松江之布，只能囤积于库，白白霉烂。反之，若能开海禁、通商贸，则一船丝绸出海，可换白银万两。朝廷以关税取之，何乐不为？”
“至于弃农从商之虑，臣以为大可不必。商人虽多，然总不能无人种地。且种地之人若能将余粮售与商人，亦能增收。农商本可相济，何必非要你死我活？”
写完之后，他把奏折拿给孙有余看。
孙余从头看到尾，眉头时皱时舒。
良久，他放下奏折。
“赵尚书，这道折子若是递上去，你知道会有多少人骂你吗？”
“知道。”赵大河笑道，“但我更知道，如果陛下准了这道折子，十年之后，大胤的国库会比现在富足一倍。”
孙有余沉默片刻：“给我一支笔。”
赵大河递过笔去。
孙余在奏折末尾添了几行字。
“臣孙有余附议。江南商税，建武十年尚不足百万两。若能开海禁，臣预计三年之内，商税可增至三百万两。五年之内，可至五百万两。此等厚利，弃之可惜。”
赵大河看了，哈哈大笑：“孙尚书，你可真是个人精。”
孙余笑了笑：“不是人精，是算账精。”
当夜，两人又聊到深夜。
聊的都是如何应对朝堂上的反对派，如何说服陛下，如何让那些保守的老臣们闭嘴。
最后，赵大河感慨道：“孙兄，有时候我在想——咱们做的这些事，能流传多久？”
“什么能流传多久？”
“就是这些——地丁银、一条鞭法、开海禁……这些新东西，能不能在我们死后，还继续下去？”
孙余想了想：“那要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写进制度里去。”
“制度？”
“对。”孙余说，“人都会死，但制度可以活很久。只要把好的政策固定下来，成为制度，那么即使我们死了，后来的人也只能按制度办事。”
赵大河若有所思。
“那怎样才能把政策变成制度？”
孙余拿起桌上那本《大胤会典》：“它。”
赵大河恍然大悟。
“所以，你催苏先生加紧编纂会典，是为了这个？”
孙余点点头：“对。把该写进去的都写进去，白纸黑字，铁板钉钉。后来的人想改，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赵大河深深看了他一眼：“孙兄，你想得比我远。”
孙余摇摇头：“不是想得远，是跌过跟头。我在官场沉浮多年，看过太多人去政息的例子。一个官员在任时，能推行的政策，换个人就推翻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制度保障。”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主张——好政策一定要制度化。只有这样，才能长久。”
赵大河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孙兄，受教了。”
孙余连忙扶起他：“不敢当。咱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说这些就见外了。”
两人相视一笑。
窗外，夜已深沉。
但他们的眼中，有光。
两日后，赵大河的奏折递到了李破案头。
李破从头看到尾，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把奏折放下，问身旁的内侍：“传旨——明日早朝，议这道折子。”
“遵旨。”
次日早朝，赵大河出班，当众宣读了自己的奏折。
果然不出所料，朝堂立刻就炸了。
“陛下！万万不可！”第一个跳出来的是礼部侍郎钱谦益，“商者，末业也。若朝廷鼓励工商，则天下百姓皆弃农从商，谁来种地？无人种地，粮食从何而来？”
赵大河不慌不忙：“钱侍郎，你可知江南一亩桑田，养蚕缫丝，能卖多少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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