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从南线华北平原出发的华夏农耕民族而言，就会觉得没有理由去碰朝鲜半岛东北部那些高山了。
这是因为，沿着下辽河平原——辽东半岛南缘的沿海走廊进入朝鲜半岛的西部低地的路线，除了地势平缓以外，亦不会在气候上让这些来自华北平原的族群感到不适(华北平原北部、辽东半岛南部、朝鲜半岛西北部处在同一纬度区间，并且海拔一致)。
如果朝鲜半岛拥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并以之与整个中央之国对抗，也许双方现在的地缘分割线会建立在长白山主脉——辽东丘陵(千山山脉为主脉)一线之上。问题是以朝鲜半岛的战略纵深而言，他们甚至无力与东北平原的渔猎民族单独对抗。
因此在历史上就表现为基本上看不到以朝鲜半岛为起点，向东北平原渗透的案例——除非他们能够从海路与东亚大陆上的华夏主体民族达成联盟。这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高句丽。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高句丽其实是典型的，由东北渔猎民族升级而来的政权。
由于燕山山脉的阻隔，华夏民族对于下辽河平原的控制一直是不稳定的。或者说下辽河平原的控制权一直是在东北渔猎民族和华夏农耕民族的手中交替——这其中最近的例子其实就是明末后金政权与明朝中枢朝廷在此进行的激烈博弈，可惜高务实不能举这个例子，只好拿辽国压制女真、金国又击败辽国来举例。
高句丽政权是最早成功进入下辽河平原的东北渔猎民族。当然，这个“最早”是相对的，因为在华夏民族进入下辽河平原之前，这里本来就是属于渔猎民族的领地。
只不过高句丽族在与下辽河平原的华夏族(战国直至汉唐)不断接触中，率先从华夏民族身上吸收了先进的经验(包括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在诸东北渔猎民族中脱颖而出，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高务实在文中表示，他认为高句丽实际上是整个东北渔猎民族的代表，和中山国的诞生过程具有相似性。
以高句丽为代表的东北渔猎民族，在占据了下辽河平原之后，最有诱惑的选择当然是越过燕山山脉，进入华北平原。只不过以东北平原的地缘潜力，是很难直接与整个中央之国的核心地区相对抗的。因此在做到这一步后，东北渔猎民族政权所做的，往往是先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势力范围。
基于实力的对比，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往往是采用联盟的方式，而对于狭长的朝鲜半岛，武力征服是最为常见的方法。
如果能够将蒙古高原、东北平原、朝鲜半岛这三块地缘势力整合好，这些北方边缘民族就拥有了和华夏民族平等对抗的能力。
基于这种计算方式，历史上做得最为成功的，当然还是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满洲政权了，当然真正完成这一构想的人是皇太极——不过，由于孟古哲哲早已成了高务实的妾室，皇太极估摸着没机会出生了。
于是高务实在文中举了个功亏一篑的反例：他认为金国之所以最终只得到中国半壁江山，问题就出在金国既没能拿下全部朝鲜半岛，也没能实际控制蒙古草原(金国对蒙古的控制基本上类似于中国的羁縻制度)，因此不仅国力上有所欠缺，从地缘格局上来说也容易被颠覆。
高务实认为，东北渔猎民族在占据了“下辽河平原”这个枢纽地区之后，并不一定会去改变这一地区的农业属性，例如改为渔猎。因为农业生产激发的地缘潜力，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所以，下辽河平原不仅会成为南进的桥头堡，也会为渔猎政权们提供主要的粮食来源，并使得渔猎政权有实力按照华夏民族的组织形式稳定下来。
这一点与华夏民族如果想在对蒙古高原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先占据几个能够成为优良牧场的地理单元(比如河套)，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当然，高务实平定蒙古所用的战马，本身出自于蒙古(土默特)，这是蒙古自身分裂，并且其中一方被大明通过封贡控制了经济所造成的特殊条件导致。
当然，无论是渔猎民族还是游牧民族，心里都很清楚，即使占据了下辽河平原，也还是无法与整个中央之国的核心区相对抗。他们所拥有的优势，在于他们本身的生产方式，能够提供比农耕民族素质和比例更高的军事力量。
因此就组织结构而言，这些马上民族更愿意利用自身的优势，去控制足够数量的农业人口，以为他们经营这些耕地——高务实举例说，当初俺答汗从大明掠夺人口，很大程度就是为此。
当然，高务实心里其实更想说的是皇太极大肆从大明掳掠人口。其一方面通过围猎等准军事行动保持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则通过行政手段禁止旗人从事农业生产。鞑清作为“封建”制度下的顶峰之作，无论是在控制中央之国行政方式上，还是扬长避短，稳固满洲政权的统治地位上，都有足够长的历史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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