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最疯狂的盗墓时代，那么非民国莫属。
官贼，民贼，兵贼，外贼，甚至连那些长着马脸的洋传教士也会勾结地痞流氓挖坟盗宝。
二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跟盗墓结下了不解之缘。
次数多了，很多人就发现，那些地底下的阴晦之气，或者隐晦之物，别人一旦沾上，少不得大病或者丧命，可唯独二爷，安然无恙。
这样的本事，让别人又妒又羡，直到后来，一个懂些门道的人得知了二爷身上的镇尸纹，恭恭敬敬的把二爷尊为座上宾，从这个人口中，二爷第一次知道了赶尸一脉的消息，也是从那时候，二爷对自己身上的这镇尸纹留了个心眼。
但毫无疑问的是，凭着这身与生俱来的神秘本事，二爷的地位是越来越高的，连部队里的司令官都记住了他，每每用到他的时候，旁人都会酸了吧唧的骂一声：“他奶奶的，这小子上辈子是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吧！”
渐渐的，二爷就混成了老兵油子，而原来忽悠他进了部队的的老兵则在打仗的时候被日本人打死了。
这种好日子持续到了1943年，这年四月，二爷所属的部队在太行山被日本人打败，司令官带头投降了日本人，如此以来，连带着二爷也理所当然的做起了汉奸，打着“和平曲线救国”的旗号，成了穿着黄皮的伪军。
按二爷的话说，自打穿上这身狗皮，二十好几的大老爷们就像被人抽走了脊梁骨，走到哪儿都抬不起头。
这年四月份的一个下午，外面下雨，二爷和一群兵痞子就在新乡一个县城炮楼里打叶子牌，打的正兴起的时候，队长撅着屁股跌进来，满脸的惶恐，质问二爷：“你狗日的，又惹什么事儿了？”
二爷瞪大了眼：“老子他娘的啥事儿也没干，穿着这身皮，我能惹什么事儿？”
队长火急火燎的拉起二爷：“没干？没干狗娘养的小鬼子能指名道姓的找你？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老子给你顶一会儿，你能跑多远跑多远！”
二爷冷笑：“我跑了，你他娘的能活？老子从生下来，没饿死，没冻死，上了战场没给枪子打死，今儿还能被日本狗给吓死？瞧你那点出息！”
话说完没多大会儿，外边儿就来了辆插太阳旗的偏三轮，下来的人配着军刀，肩膀上顶了三颗铜星。
当时，二爷心底反倒踏实了，如果是要命的事情，轮不到日本大佐这样的军官来找自己。同时，二爷心底也在想，这下着雨的天儿，大佐都坐三轮了，要么是来得急，要么就是，这小日本的家底儿打的差不多了。
抛开第二种可能，自己一个小卒子，有什么地方值得日本人如此急切的指名道姓来找自己。
想不通，二爷索性不想，不管是福是祸，横竖是躲不过去的。
小鬼子态度不错，至少二爷觉得如此。
翻译官说了一堆，二爷才听明白，日本人是有件事儿要自己帮忙。
具体什么事儿，日本人没说，只在第二天给自己派来了两个通晓中国话的日本兵，陪着自己上了火车。
二爷后来回忆时，说，那两个日本兵和别的日本鬼子不一样，像是念过书，可手掌上，又全是茧子，那些茧子毫无规则，不是刀柄磨出来的，也不是枪托扳机磨出来的，说不清，而这两个日本兵中国话说的也很流利。
二爷很清楚，说是陪，倒不如说是监视自己以防自己中途跑掉的。
那列火车开了很长时间，期间在车厢里，那两个日本兵不止一次的打量二爷，似乎要把二爷浑身上下看个透彻。
几个日夜之后，火车停在东北，当时的东北还是所谓的伪满州政权，溥仪还做着他的傀儡皇帝。
下了火车之后，那两个日本人当天晚上就带着二爷去了一个很荒僻的地方，看不见人烟，方圆几里都被人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进了大门，二爷就被蒙起了眼，只感觉两只脚一直在往下迈着台阶。
二爷甚至不知道自己蒙着眼走了多久，只记得撤掉眼前的黑布的时候，整个下面吊的都是那种惨白的马灯，墙壁上画了些二爷看不懂的东西，有长着眼睛的黄伞，尾巴分了的黑猫，三头六臂的绿眼珠子**，还有一些闻起来腥臭无比的鬼画符，看起模样，似乎是刚刚画上去不久。
入眼处到处都是日本人，却没有穿军装，二爷形容不出那些人的穿着，黑色或白色的大长袍，头顶带着纯色的高帽子，有的胸口还绣着丹顶鹤，腰间系着绘有太极图的木牌。
跟随自己而来的那两个日本人很恭敬称呼他们叫大人，还有一个二爷从未听过的词，阴阳师。
那两个日本人用日本话说了几句之后，那些长袍高帽的人就围上来，其中一个割开了手掌心，把血滴到腰间的太极图木牌上，按在自己眉心，当时的二爷第一感觉就是愤怒，说不清那种愤怒从哪里来，二爷其实是个怕死的人，可那一刻，这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感要远远高于他对死亡的恐惧感，仿佛是自己灵魂深处某种潜在东西遭受了极大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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