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审行没有参加李引与丫环银霞的婚礼。
因为这回他是真的病了，黔州雨灾之后短短时日里，他经历了自为官以来第二次极为的痛苦的煎熬。第一次是在西州，高峻带人杀到西域去，曾经让他感到过仕途上的绝望。这是第二次，他同样面临着艰难抉择。
总算这件事在八儿媳苏殷的努力下、还算圆满地收官了，他一下子放松下来。但心情上骤紧骤松，刺史大人终于吃不住劲，这次是真的倒下了。
另外，李引在这次灾情中的结局并不能让高审行满意，不但县令一职升格了，看起来下一步的黔州抗旱还离不了他。
他不能阻止苏殷将都濡县和洋水县升格为中县的建议——他知道这一定是高峻的主意，这小子自己不露面、装病，但主意一定是他的，是个有些头脑的人，都能从高峻抵达黔州后、苏殷前后截然不同的变化上找到依据。
他这位黔州刺史，既然把收拾烂摊子的责任推给了儿媳，自己就不能过多的指手划脚。
而他在某一阶段所看好的两个人——张佶、马洇。一个降了阶、一个获刑流放崖州。相比于刺史在抗旱后期、几次当众苛责、声言罢去其官职的李引不降反升，这才是最要命的。
这会让人怀疑一个刺史言语上的可信度、也就是威信。
高审行内心里极为窝屈，尤其看到自己的夫人崔氏，为了李引的婚事前后张罗，他就更加不快，先是发热、再是发冷，郎中们这次是真真正正地被请过来了。
高峻也没有出席，他不愿在这样大庭广众之下露面。随着张佶的下滑，李引已算是黔州各县级官员中品阶最高者，六县中的官员们不请、也会赶过去凑热闹。
如果一位西州大都督在处理黔州灾情时连面都不露，一有喜酒喝便活灵活现，这恐怕不大好。
樊莺、崔嫣、苏殷全都参加了这次喜事，喜事是在都濡县操办的，李引只是带着花轿、吹吹打打地把刺史夫人的贴身丫环接走，刺史府就恢复了往日的庄严和肃静。
高峻得知刺史真病了，于是举步往父亲的屋中看望。
他坐在高审行的病榻前，话很少，但高审行额头上冷敷着手巾，仍在不住地打量面前的这个人。他年轻而英俊，不怒而威，坐得稳如泰山，是有些西州一座上州大都督的威严。
但高审行还是想象不到，他是怎么带着三百来人杀到乙吡咄陆部的地面上去的。也想象不到他一个人是哪里来的胆量，面对整个剑南道上至郡王、折冲府将军，下至一县中的县令、狱卒和普通的乡民。
高审行还听说，江夏王府的长史也曾搅入剑南乱象之中，同样的，也被他杀得一败涂地。
刺史在胡思乱想，而高峻却走出去，拿来了一坛酒、两只杯子，给床上床下的两人都满上，举杯敬道，“父亲大人，祝你早日康复。”说罢一饮而尽。
高审行也欠起身来，饮了杯中之酒，问他，“你此次就是来接她们的？但你也太过的张扬。”他指的是护卫。
高峻道，“父亲，我从黔州路过，接她们只是一方面，而且我并不随着她们回西州去，为了让人放心，玉如才建议我多带些人。”
“那……你是要……何往？”
“大人，这件事我与苏殷、崔嫣都没来得及讲……我与樊莺这是欲往余杭郡走一趟。”
通直散骑常侍褚遂良，在丁忧回到余杭郡之后并未闲着，在远离皇帝身边之后，他便在家乡余杭郡一力开展兴修水利、挖塘屯田、筑坝拦海之事。
几月前，褚大人听说黔州抗旱，还组织家乡八县为黔州筹划了抗旱款十数万缗，托台州刺史苏亶送达黔州。
这次，褚大人又经由长安的宗正少卿樊伯山往西州捎话，说他在督导着挖塘屯田过程中，发现了樊伯山胞兄——樊伯江的消息。
这就是个大事，樊伯山闻讯后，即刻给西州的高峻、侄女樊莺送了六百里加急信。之后，据说樊大人顾不得等候西州的人来，已经向皇帝请过假、先行赶往余杭郡去了。
樊莺的父亲樊伯江，早在她十来岁时便不明不白地失踪了，直到现在也是个谜。接到叔父的长安来信后，樊莺急得先哭了一鼻子，恨不得一时飞到余杭去。
因此，正好西州无事，柳玉如便对高峻说，“快陪着妹妹往余杭郡走一趟吧，得着个确实的信儿，我们一家人才放心。”
正好，家中人们算计着、黔州的抗旱也该告一段落了，于是便决定，高峻和樊莺转道黔州，让同去的护牧队护送着崔嫣和苏殷返回西州，然后高峻和樊莺再去余杭。
但叔父樊伯山的来信语焉不详，说他急着也去余杭、而将信写的含糊不清不大可能，从根本上讲，还是褚大人最初送往长安的信件本身就是含糊的。
听了高峻的话，高审行这才意识到，樊莺到黔州后常常默然不语的原因——她是心中装着事情。
但是刺史还是对西州只留下个刘敦行看家表示了担忧，他是从太子中庶子刘洎新近的倒掉来说的。因为西州司马刘敦行正是刘洎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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