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明朝在广西所采取的镇压方式之一“武装夺田”，又造成了下一次叛乱的种子，使广西的农民起义绵延不绝。
所谓的武装夺田，就是把起义农民的土地称为贼田，平叛之后分给官军或召募来的土兵耕种。
换句话说，武装夺田就是朝廷公开地把农民的土地，划归给驻守的官兵，以及帮助朝廷镇压叛乱的土官土目们所占有。
明眼人都能看出，一场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而新的反抗官府武装夺田的起义又开始酝酿了。
其实，广西叛乱不断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食盐。
由于广西本身不产盐（别以为挨着海就有盐），广西的食盐基本上都是从广东运去的。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加之朝廷对食盐的专卖，致使广西的食盐奇缺。“私贩甚多，盐价甚昂”，且“官运之盐，旋行旋罢，兵食具乏，地方坐困”。
本来就不产盐，地方官吏又插手盐运，大搞盐贩私捞。使食盐成为广西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此甚为不满。
《粤西诗载》有言：“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这就是当时广西各族人民缺盐生活的真实写照。
盐的问题好解决，杀一批地方官吏，再行“票盐法”，打破食盐的垄断，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解决食盐短缺价高就很有希望。
而叛乱不绝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土地，朱由校可以肯定。他把广西列为动员移民的省份，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且，无论是安徽，还是福建、广西，当地百姓对于湄公省的气候还是能够很快适应的
没错，现在明军占领的柴棍并不算大，可皇帝已经把其当作大明的一个省，取名为湄公省。
而管理湄公省的，朱由校并不吝啬地加了巡抚衔，成为与内地品级相同的地方督抚。
其实，从皇帝的旨意，也可以看出皇帝对湄公省的态度，以及对湄公省发展的野心。地盘会越来越大，面积与内地省份会越来越接近。
太常少卿董应举，因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事务颇有成效，而被朱由校任命为湄公省巡抚。
而湄公省不仅有巡抚，还有驻军提督，巡抚和提督并列，军、政分开，也是朱由校所开的一个先例。
前面讲过心学宗师王阳明先生，以文人领兵，先后平定宁王之乱、大藤峡起义，可称为儒将之典范。
但在朱由校看来，文官领兵，武将听其号令，正是大明衰退的主要根源。
文官作为大部分军事行动的直接策划和指挥，尽管其中不乏习武和熟读兵书之人，但却很少直接来自于军队体系。
因为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统治者的原则，文官直接凌驾于武将，使武将变为基层执行者。
武将地位低下还只是其一，由擅长纸上谈兵的文官指挥作战，败多胜少也就不意外了。
王阳明先生的胜利，并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代表文官的真实能力。袁可立也是一样，他的出色也不能掩盖其他文官的无能和军事能力的低下。
但要实现文武并重，军政分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湄公省的成立，则给了朱由校一个实验的机会。
……………….
从量变到质变，总要有一个过程。有时候时间较短，使人有剧烈之感；有时候比较缓慢，可以用潜移默化来形容。
对于个人来说，有的身处其中，感觉比较明显；有的影响较小，也就没意识到太大的变化。
这和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环境不同，也有很大关系。
文官感受到了朝堂风向的变化，感受到了皇帝的铁腕和惩贪的决心；武将则有了更多更大的权力，在文官面前也能把腰挺得直一些，战事也变得越来越有胜利的希望。
对于升斗小民，他们忙着让一家老小吃饱穿暖。或许也感觉到了改革的春风，感觉到了压力的舒缓，但还不是那么的强烈和明显。
身处皇宫的朱由校，也并不能完全体会到别人的感受，他只能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设计的道路走下去。
当然，他对大明发生的变化，也是有感觉的。从财政收入的多少，从战事的胜败，从官员的密奏中，从厂卫的报告中，他能意识到这个老大帝国的病体正在好转。
而他的布置，或是眼前，或是长远，不管有几个人能看懂，都有如落在棋盘上棋子，早晚有发挥作用的时候。
最快见到效果的当属辽东战事，大批武器弹药的输送，粮草物资和战马的不断补充，使得辽东各部明军在提升战力的同时，更给建奴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当辽镇的人马沿三岔河水路并进，接连攻占牛庄驿和东昌堡；当张盘和张榜的两个混成协攻占耀州驿，海州卫便处于明军的两面夹击之下。
当明军的水师逐步探索航道，沿辽河北上，并出现在浑河，有可能直抵沈阳时，建奴感觉到了防不胜防的窘迫。
浑河航运始于元代，并日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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