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急，你还更急了。”吴臣摆摆手，“这事儿，得先看乾隆是不是真得到了传国玉玺，又是不是真有可能丢失在京杭大运河。因为，从常规情况来看，他不太可能带着传国玉玺路过大运河。”
余耀接口道，“其实，我也是因为吴处先说了这是勾连传国玉玺的线索，才借此理解刻字的意思。这‘内位’容易理解，应该是皇后；这‘定龙’，若是事先不知，且得好好琢磨一番。”
吴臣点点头，“推理这个，也能更好地判断谢流斋在民国时期的线索。”
杨四海笑而不语，杨锐抽了口烟，“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辛苦老吴磨豆腐。”
吴臣听出杨锐是拿“辛苦娘子磨豆腐”的梗来调侃他，也不在意。
其实乾隆这事儿，确实值得推敲一番。
从后唐末帝李从珂抱着传国玉玺投身熊熊大火之后，传国玉玺就再也没有一个相对确凿的消息了。后世虽然出现了各种传说，但都很难让人采信。
而乾隆曾经得到过传国玉玺，这个连传说都没有过。
不过，正史上，却有乾隆认定伪玺的记载。
根据《清太宗实录》，皇太极掌权以后，派多尔衮攻打察哈尔的过程中，多尔衮曾经很意外地得到了“传国玉玺”；皇太极拿到“传国玉玺”之后不久，便借着这个由头，正式建立大清，登基称帝。
这件事儿记载很明确，而且根据后续几代皇帝的“实录”，从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到雍正，这方“传国玉玺”一直于皇宫存在，而且有使用记录。
但是，到了乾隆时期，这方“传国玉玺”，却就此弃用了。
因为在乾隆十一年，乾隆亲自认定，这方“传国玉玺”是假的。
其实，认定是“假的”，从眼力上来说，并不难。这几代皇帝，也并不是没眼力。
这一方所谓的“传国玉玺”，很有可能是皇太极为了显示自己是“受命于天”的正统真龙，从而策划多尔衮演了“一出好戏”；而后续几代的皇帝，不管真假，估计也只能配合到底。
那乾隆为什么突然不“配合”了呢？
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认定这一方“传国玉玺”为假，不是独立的，前后几年，他先后排除了三四十方假玉玺。
乾隆既不是傻子，也不是疯子，相反，肯定要比一般人聪明。结合他认定大量玉玺为假的情况，大致可以推断，他极有可能得到了真的传国玉玺。
即便没有得到实物，应该是得到了线索，而且是很有希望有结果的线索。
从乾隆十一年的情况，再看乾隆十三年。乾隆十三年，乾隆带着富察皇后出宫了。
这里面有两个情况，第一，乾隆对富察皇后“钟爱异常”；第二，富察皇后当时刚刚经历丧子之痛，受到打击之后身体很差，否则也不会在路上就去世了。
明知道心爱的皇后身体不行，还要带着她长途劳顿，有史料说是乾隆为了让皇后散散心。但是，富察皇后不是心情不好，是悲伤压抑加身体受损，散心有毛用啊？
而且，这一趟的行程也不像是“散心”的行程，因为乾隆去了孔林，又登了泰山到了岱庙。
前后联系推断，就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管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是得到传国玉玺还是确凿线索，那么在乾隆十三年离京前往孔林和泰山之前，他应该是已经确实得到了传国玉玺！
之所以此前没有“声张”，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想以天子之礼，拜谒孔林、祭祀岱宗，极为正式地宣告天下。
所以，才带上了富察皇后。这样的盛事，不仅对于乾隆来说是无比激动的时刻，对皇后来说，同样如此。
但是，这次出行，不仅没有“普天同庆”地宣告结果，富察皇后也死在了路上。
现在可以回到那句刻字上了：失定龙于运河！
这件事情夭折了，是因为乾隆带着传国玉玺出行的过程中，丢了！
从出行的路线来看，从京城到泰山，和京杭大运河产生交集是必然的。
如果真是丢失在了大运河之中或者沿岸，那么乾隆之前对于得到传国玉玺的事儿秘而不宣，这时候就更不会“宣”了！
这一趟出去，本来是天大的喜事，结果却赔了夫人又折玺！
而且，在乾隆八十多岁的时候，又刻了这“遗恨”在其中一方“八征耄年之宝”玺印上，说明他从丢失到刻字，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再找到。到了八十岁，想必也彻底死心了吧。
当然，这只是余耀和吴臣两人在讨论中得出的分析。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
不过，渐渐地，杨锐也被他们的分析给吸引了，时不时插话投入其中。
“如果这事儿成立，那刻字的工匠估计刻完就被赐死了。”杨锐感慨了一句，接着又问道，“不过，这方玉玺应该是在清末才流出清宫，之前的几个皇帝，就没有根据这条线索继续寻找么？”
“这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是找了一样没找到。总之乾隆以后，再也没有相关消息流传下来。”吴臣话锋一转，“但是，这方玉玺流出清宫，为人所得，最后落到了谢流斋手中之后不久，运河附近的一个小县城，也传出了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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