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籍、梁适罢相，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因为王言搞的事情，全要算在他们的头上，各种的官商勾结、贪赃枉法，甚至还有军队系统的问题，远在南方带兵打侬智高的狄青都受到了汴京城中一大堆乱七八糟事情的牵连，何况这俩当朝主政的宰相呢。
继任者，是陈执中和刘沆。前者有争议，后者跟欧阳修的关系好，算是半个自己人。当然王言是不在乎什么自己人的。
或者说，他不在乎上面的自己人，而是在乎下边的自己人。宰相听起来很牛逼，当然也确实牛逼，只不过这帮人不如王言对过往权力的掌控力度高。大家都是流水的官，辗转多地，一任两三年，别人是高度团结各地大户，王言却是重塑格局。
所谓清官、好官，不过修桥铺路、劝课农桑、大力治学、公正严明。归结下来，就是让百姓在沉重的剥削压迫之下喘口气。
王言则是彻底的打碎生态，构建新的平衡，并加强官府权威，损大户的余，补百姓的不足，并把这套规则保留下来。
不论是杭州，还是汴京，都是如此。甚至在他的扬州老家，在他的授意帮助之下，老管家也代表着他在搞事情，在攫取地方权力。
汴京的工作也没什么不同，哪怕他走了，也可以保证被他改造过的巡院衙门，维持住比以前不同的面貌。毕竟他是离开到地方就官，不是失势下台了，更不是死了，还有回来的那天。
在他手下做过事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谁敢崩坏了巡院，就看何三儿片不片他的肉就完了……
何况他还真为巡院衙门考虑，因为以后必然没有那么好的抄家机会，由此导致受过了高福利的巡院衙门上下人等极大的心理落差。他作为领导，自然要考虑手下们的情绪。
所以他截了大量的土地，充做巡院衙门的公田，又找了几家最底层官吏，家中有经商的小户，以巡院衙门的名义拨付了一些钱财、物资，给了一些商铺，让他们经营商事，作为改革后的上万人手的补贴。
这当然是不合规矩的，但是又怎么样呢？巡院上万人在那里，王言起的高调也在那里，就是想追究都不成。再者也没有理由追究。
田地都是巡院衙门抄来的，截留的田地也是王言在政事堂，在三司，在赵祯那里争取来的。他就只有一句话，他没抄家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么多的地，没人回答。
至于其他的产业，那就更简单了。真要调查，那就是那些小户的商人从巡院衙门买的。后来他们给巡院衙门送钱，那就是支持巡院衙门的工作，捐赠钱财，用以维护京城治安。
肯定是没理，但是没理也硬。
这是在年前的那天，见过了赵祯之后的动作。王言完全停止了株连抓捕抄家的工作，在元节之前的十五天之中，落实了巡院衙门的福利待遇。
庞籍、梁适罢相，同样也标志着王言巡使任上的彻底终结，标志着这一次官吏、大户灾难的‘皇佑大案’的彻底结束。
同一天，王言升工部员外郎，封朝请郎，权知延州事，兼领厢军，加龙图阁直学士，特赐紫服。
工部员外郎是官名，正七品。朝请郎是文散官，正七品上。龙图阁直学士，馆阁职名，从三品，之前的龙图阁待制则是从四品。
特赐紫服，乃是展示皇帝荣宠。因为馆阁之职，不算在正常官职之内。他的正经官位是正七品的工部员外郎，按制着绿色官服，还不配穿紫服，那是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的，他的级别不够。所以才要‘特赐’，展示出赵祯对他这个好臣工的看好。
权知延州事，兼领厢军兵事，则是他的差遣。延州，差不多就是后来的延安地区，治所也在延安，现在叫肤施。所以为此名，乃是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肤施的鲜卑王子被迁到了这里，便就以其人名命地名，这是很常见的。
而现在的延州，是大宋与西夏交战的桥头堡。知州事，是管民生，兼领厢军，那就是真的给了他兵权。
毫无疑问，作为同别国交战的前线战场，在国内已经废了的厢军，在那边却都是能打仗的。肯定不如精锐的禁军，但是王言认为，他编练的杭州厢军是干不过延洲厢军的，哪怕人数、武备都一样也干不过，那是战斗意识的差距。不过若是把杭州厢军拉出来打上几场，那就不好说了。
厢军之所以是厢军，就是因为他还不是禁军。这看起来似乎是一句废话，但事实就是如此。
但是杭州厢军不一样，全是身强力壮，经受过更加系统训练的战士。而且杭州厢军排除了刑徒，一千人全是良家子。有田有产，有家有业。这都是战斗力以及战斗意志的保证。
这一次调他去西北，倒也没什么意外的。
毕竟他有练兵的履历，也有遭遇战的战绩，行政管理能力也是经过了认证的，又不是没有智慧只知一味蛮干的莽夫。反正他能折腾，胆子大，目前为止也没要谁来给他擦屁股，反而是他给大宋擦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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