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都城对于我国封建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王朝广大疆域的神经中枢，也是一个王朝合法性的象征。
五千多年文明史，两千多年王朝史，封建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都城也随着王朝的兴衰荣辱而历经千年，都城不仅仅是王朝的见证者，也是文明火种的守护者。
仔细研究华夏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王朝都城位置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呈现出东西循环、南北往复的特点。
殷商至隋唐的2400年里，中国封建王朝的都城都离不开黄河流域。
具体而言、早期统治黄河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的夏、商、周王朝，发轫于黄河中游或下游的上端，其理想的都城当在这个地区。
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这句话中的三河就是今天晋南、豫北和洛阳地区，这里农业起源很早，地位居中，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秦统一六国后，王朝疆城空前扩大，选择都城位置需要考虑的条件就复杂了。
汉朝建都关中长安则是参考了娄敬、张良两人的意见：
一是经济条件。关中土地膏腰，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万一山东有乱，关中的物资足以供应顺流而下的王师。
二是形胜条件。关中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左崤函，右陇蜀，三面可守，独一面东制诸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三是交通条件。地居上游，犹高屋建筑，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
武帝时降服匈奴，控制西域地区，都与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和制服山东、既利于制内，又便于御外有关。
隋唐时期形势与西汉相似，关中平原仍是沃野之地，隋唐政权建立之初，都有对付山东割据势力和防御西北突默入侵的任务、同时隋唐统治集团起于关陇地区，长安当然是理想的建都所在。
但长安作为全国性首都，自中唐以后渐显露其不利的一面，首先是地理位置偏西，距离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稍远了些。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黄河下游平原，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藩镇割据，赋税不入中央，京师所需物资大多仰给数千里外的东南地区，长安的地理位置显得更为偏西了。
晚唐开始江南经济开始兴起，同时中原王朝的外患已经不再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的契丹以及后来的女真、蒙古，河北地区军事地位日益上升，长安在制内御外方面的作用丧失，所以自五代朱全忠迁都洛阳后，长安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首都的地位。
洛阳在经济、军事两方面虽不如长安，盆地狭小，不如关中平原肥沃广袤，不及关中险要，但其长处是地居古代中国天下之中，四方交通荟萃之地。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与他极力要控制河北有关。
曹魏为了对付西南的蜀汉和东南的孙吴，北魏为了并吞南朝，洛阳的位置显然优于长安。
五代前期定都洛阳，后期定都开封，就是因为选择其水运交通枢纽的地位。
北宋建都开封，是因为赵宋政权接受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推行强本弱枝政策，削弱地方兵权，在首都开封驻扎了数十万禁军以自卫，而当时江南南经济发达已超过黄河流域，政府各部门和禁军所儒各种给养全赖每年从江淮转运。
因此必须建都距离江淮地区较近和水运发达的开封不可，故开封替代长安、洛阳和邺成为都城的首选，是历史自然和人文地理形势发展的必然。
南宋建都杭州，除了贪图其在五代以来为东南最繁华的城市外，也反映南宋政权无意恢复中原的心理。
而金、元、清之所以将都城定在北京，那也是因为女真、蒙古、满族入主中原都有兼顾塞外根据地和新统治区任务，因此定都地点既不能离开塞外过远，又不能不进入中原地区，而北京的地理位置最为理想。
可朱元璋选择的这个金陵，虽然也有一定的好处（朱元璋以江淮集团起家，因此以南京为首都），但总结北京这个地形环境的优势话，还是不太够看。
金陵这个地方还是离北边太远，而远离了皇权中心的地区，就算是名义上还在大明的统治下，但实际上终究还是比不过一句“天高皇帝远”。
西安，太原，北京，洛阳，四地，永乐大帝之所以选择北京，除去此地本就是燕王朱棣时期的封地之外，还因为永乐以后，明一代的外患主要来自蒙古高原上的靼鞑，所以无论从防御或制外角度而言，北京都是大明王都迁都的首选。
而朱雄英的这个建议，也不过就是想让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直接解决了迁都这么一件大事。
至于迁都之后会不会有朱雄英说的那样好，那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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