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闽国大乱。王延政于建州称帝，建立大殷政权，闽国一分为二，内战进入到最激烈的阶段，不久之后，福州禁军将领朱文进、连重遇弑杀王延羲自立，王延政派兵攻打福州，其将领李仁达阵前倒戈，叛投福州朱文进。
闽国毕竟是王氏几代的基业，闽国各地将领和官员纷纷响应王延政，将叛贼朱文进、连重遇诛杀，迎接王延政进入福州，闽国迎来了短暂的统一。随后南唐趁火打劫，背刺建州，王延政急忙救援老巢，无暇对福州进行精耕细作。
李仁达此前背叛王延政，故而惴惴不安，担心王延政处理完建州事务后会反攻倒算，于是趁王延政回师救援建州之际，发动“福州兵变”，控制福州。李仁达自知实力不足以抗衡王延政，于是拥立了一位和尚——卓岩明作为傀儡皇帝，并向中央朝廷——后晋称臣。
很快，李仁达又将意志不坚定的部将和卓岩明诛杀，总领福州事务，同时向南唐和后晋称臣，以防备王延政的反扑。
当时后晋陷入“晋辽大战”，且在第二年就宣告灭亡，所以无暇南顾，虽表示承认李仁达，但根本无法向福州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帮助；南唐李璟正在建州与王延政激战，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欣然接纳李仁达的称臣，并承认其对福州的割据。
很快，建州被南唐攻克，王延政被俘虏，南唐吞并了五分之三的闽国，只剩下福州、泉州。为扩大势力，福州李仁达找茬攻打泉州，却不料泉州将领留从效渔翁得利，割据泉州，并向南唐称臣。
至此，南唐吞并了除福州以外的全部闽国领土。于是，李璟对福州李仁达含情脉脉，“来吧，入朝喝茶吧。”“四凶五鬼”集团的领袖陈觉为了抢夺福州功劳，矫诏调兵，擅自进攻福州，一路推进到福州城下，攻克了福州外城。
李仁达走投无路，便于946年10月改名为李达（此前被李璟赐名李弘达），主动避钱弘佐的讳示乖，派心腹徐仁宴、李廷锷等驰赴杭州，向吴越国称臣，请求军援。
钱弘佐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对策。结果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反对出兵，跟上一次反对出兵建州一样，大家又反对出兵福州，有了上次建州的惨痛教训，这次反对派们的声音更洪亮了，摆事实讲道理，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赔本儿买卖坚决不能再做了。
唯独内衙都监水丘昭券坚决要求出兵。水丘，复姓，水丘昭券同志也是“皇亲国戚”，钱镠的母亲就是水丘氏，也就是说钱镠有个姓水丘的姥爷。据说钱镠出生的时候，红光满屋，钱镠的父亲钱宽被吓懵圈了，认为这是生了一个怪物，于是就想把小钱镠丢弃在一口大井旁，水丘氏得知后极力劝阻，这才救了钱镠一命，所以钱镠的乳名就叫“婆留”，而那口井也被后人命名为“婆留井”。水丘氏对钱镠有重生再造之恩。
不过水丘昭券跟钱镠的辈分就不好考证了，不知道是甥舅还是表兄弟。总之，是以“皇亲国戚”的身份进入了核心权力圈，成为内衙都监。
水丘昭券同志高瞻远瞩，说吴越国与闽国唇齿相依，且救邻恤灾乃古之通义，没有不出兵的道理。南唐昨天吞并了建州，今天若再吞并福州，那么明天就该来杭州了。
钱弘佐深以为然，于是说道：“唇亡齿寒，春秋明义。吾为天下元帅，曾不能恤邻难，将安用之？诸将跃马食肉，独不肯以身先我乎？有异议者，斩！”
就在半年前，后晋朝廷刚刚授予钱弘佐同志“天下兵马都元帅”的荣誉头衔，被钱弘佐拿来说事。
只因自己是“天下兵马都元帅”，就要替天行道？显然这是堂而皇之地口号而已。那么唇亡齿寒才是钱弘佐决定出兵的原因吗？这也只是钱弘佐的借口。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钱弘佐年幼势孤，文武将校多有不服，因此迫切需要一场对外战争来整合政治资源，树立威望、锻炼队伍，迅速建立起以钱弘佐为核心的权力体系。这才是钱弘佐决定出兵福州的关键因素。
钱弘佐命水丘昭券挂帅，红顶商人程昭悦掌管后勤，宰相元德昭为军师，以大将张筠、赵承泰为统军使，率军三万，水陆并进，军援福州。
于是就上演了前文闽国专题中提到的“白虾浦之战”。
南唐早就做好了抵御吴越国武装干涉的准备，在福州沿海各处适合登陆的地点都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重兵布防，而只有福州南面的白虾浦防守较为松懈。这不是南唐的疏忽，因为白虾浦的自然条件并不利于登陆作战，滩头是一大片泥泞的滩涂沼泽，如果敌人选择在此登陆，无异于自寻死路，成为守军射手的活靶子。
吴越国军队最终选择了在白虾浦碰运气，因为吴越国的地面部队已经进入福州城协防，但反攻失利，被南唐军队压缩进内城，内外联系被切断；如果吴越国的水面部队不能及时撕开缺口，那么南唐很有可能会把吴越国地面部队连同李仁达一起包了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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