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有意思的是，《宋史》对大宋接下来的事几乎闭口不谈，即便谈，也不情不愿、含糊其辞。万幸的是北汉和契丹人不辞辛劳地帮我们记在了小本本上：
先来听听北汉的血泪控诉：
“（976）十月……宋帝崩，晋王光义即位……以宋师退遣使谢辽。十二月……以宋师复至掳掠军储告辽且乞赐粮为助。”
“（977）五月，遣使谢辽（赐粟三十万斛）且以宋事告……七月，以宋人侵我告辽……十月，复遣使以宋事告辽……”
再来看看契丹人忧心忡忡地记录：
“（976）十二月……汉以宋军复至掠其军储来告，且乞赐粮为助。”
“（977）五月……汉遣使来谢（赐粮），且以宋事来告……七月，汉以宋侵来告，遣使助汉战马……十月，汉复遣使以宋事来告……十一月，汉复遣使以宋事来告……”
赵光义即位的一年时间里，就有四、五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且不用“战争”一词，因为这些冲突很有可能是宋朝边关将领的个人行为，并非举国之力的军事入侵，远比“三征北汉”的规模要小，但已经足以让北汉难以招架而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向契丹爸爸乞援，求兵求粮求抱抱。
面对大宋的“背信弃义”，契丹却表示不要在意这些细节，这些小误会是不会影响到宋辽友谊的。要有大局观嘛，一切向前看，扞卫我们的共同价值观。
契丹高举价值观，北汉怒骂脑血栓。
前文有云，大宋收复南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古代立体化战争的模板，舆论战、金融战、情报战……最后才是直接的军事打击，并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在面对北方劲敌时，大宋当然不会放弃这套成熟的打法。
比如金融战。
太祖时，为了能够集中精力收复南方，放宽了对辽贸易的管制，任由商旅在边境互市，而官府不予干涉。
现在主流观点认为，开放边境贸易可以有效缓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矛盾冲突。没有人天生是强盗，游牧民族之所以会南下武装劫掠，只是因为他们缺少必要的生活物资，特别是当草原遭遇恶劣天气时，缺乏粮食的他们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才迫不得已成群结队南下打劫。毕竟打劫也是要冒生命危险的，特别是长城出现之后。
如果中原人愿意用粮食、布帛、锅碗瓢盆等东西换取他们能提供的毛皮等，游牧民族当然也愿意选择和平共处。
赵匡胤放任边境贸易，契丹人可以自由地、平等地、安全地换回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北定三关”的痛苦记忆还未消散，哪个契丹人会叫嚣南侵呢？
两国商旅络绎不绝，互通有无，边境地区一片欣欣向荣。
赵光义即位后，很快就宣布要将边境贸易纳入监管，不能放任自流了，具体的做法就是在镇州、易州、雄州、霸州、沧州等边境城市设置海关（榷务）。
设置榷场、回图务、折博务等机构，不仅仅是为朝廷增加了海关税收，更重要的就是对双边贸易进行有效控制。辽国在经济上对宋的依赖度更高一些，也就使得大宋可以通过这条措施扼住辽国的脖颈，对辽国实施金融战、贸易战。同时也会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谈判筹码，“放松贸易管制”就成为迫使辽国在其他问题上对大宋做出让步的外交筹码。
在决定正式动武前，大宋不会把这根绞索收得太紧。在这一次的贸易管制中，大宋开放了香药、茶叶、奢侈品（犀角、象牙）等大宗商品的买卖，只动皮毛，不伤筋骨，给契丹人留有幻想空间。
大宋加强了对来自辽国的矾、盐的管控。
盐自不必多说，自古以来就是重要战略资源，更是关乎朝廷财政税收；矾可用来印染、冶炼，也是当时辽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而矾的利润相当高，宋太祖时就出台法律禁止民间贩私矾，使得矾如盐铁一样，全部官营，如有违反者，对其违法所得和赃物一律没收。如今赵光义加大了贩私矾的处罚力度，规定走私辽国矾达三斤的，就判死刑。
收紧辽矾贸易，可以增加大宋财政税收，而更深一层的意思，当然还是对辽国的贸易战，就好比灯塔国对汽车、芯片等商品的管控，以及我们对他们部分农产品的反制一样。
当契丹人还在谈判桌上就贸易问题与大宋讨价还价的时候，大宋却在北面设置了三个军事要塞：潞州北新筑一城，赐名“威胜军”；镇州广阳寨升为“平定军”；延州永安镇升“保安军”。
977年5月，赵光义派起居舍人辛仲甫访问契丹，行至边境时，得到了一条重磅消息：朝廷打算收复北汉！
契丹是北汉的爹，中原一旦动手，契丹必然横加干涉。辛仲甫飞书朝廷，请示出访行动事宜，朝廷回复：“走你！（有诏遣行）”
双方来往公文的具体内容无考，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并非是辛仲甫贪生怕死，而是针对外交辞令的跟进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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