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仁多恕”
开宝八年（975）3月的一天，赵匡胤正要用膳，忽然发现有一只可爱的虱子在碗边愉快地玩耍（有虱缘食器旁）。
赵匡胤急忙稳住近侍，告诫他们不要张扬，否则御膳房会出人命的。史籍说赵匡胤曾读《尧典》而大受启发，仰慕尧舜之治，反对严刑峻法，几年之内赦免的死刑犯多达四千一百零八人。
后文我们会详细讲述辽穆宗对待下人的态度，两相对比，也就不难理解辽国为何会在这一时期处于下风了。
“钓鱼执法”
念书人并非都是书呆子，更不一定都是正人君子，古往今来多少所谓的文化人、公知，都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因而民间会有“仗义多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感慨。
有位叫刘蟠的念书人，在后汉时举进士，步入仕途。此人“好设奇诈”，一肚子馊主意。开国时，被任命为染院负责人。刘蟠特意在路边安插了眼线，每当赵匡胤准备到染院视察工作时，刘蟠总能提前得到情报，于是他就穿着脏兮兮、破破烂烂的工作服，手持大棍子，蓬头垢面地在车间监督工人干活，当赵匡胤突然驾到后，他才“惊慌失措”地赶紧跪迎，说自己不知圣驾到此，死罪死罪。
赵匡胤非常满意，认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以至废寝忘食，实在是新时代劳动模范，号召全员向刘蟠同志学习，并赐给他二十万钱。
凭借出色的演技，刘蟠官运亨通，一路扶摇直上。
后来，赵匡胤让他巡检淮河地区的贩私茶情况。在当时，茶与盐铁一样，关乎国家经济命脉，是受官府严格管控的战略物资。正因受到管控，所以黑市茶贸易就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不少商人在暴利面前铤而走险，从事贩私茶的违法活动。
前文讲述南唐专题时，提到过大宋为了搞垮南唐经济，对南唐施行了贸易战，设置“折博务”，对两国贸易严格管控，用经济这双无形的大手扼住南唐的脖颈。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边境贩私茶已经不再是经济的小问题，更是破坏国家战略、资敌助敌行为，是为敌人输血续命的叛国重罪。
官府严查贩私茶，却屡禁不止。因为查的越严，贩私茶的利润就越高，就越能诱使不法商人铤而走险。
刘蟠到任后，用了一招钓鱼执法，取得了显着效果。具体方法很简单，刘蟠穿着平民的衣服，骑着瘦弱不堪的老马，挨家挨户敲门，自称是茶贩子，想高价进货。当地百姓不疑有他，欣然卖给他茶叶。不出意外，这些肯卖货的百姓都遭到了逮捕。
自此之后，再也无人敢向陌生人出售私茶了。至于老熟客，经过几轮常规打击之后，也缩小到可控范围之内，贩私茶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刘蟠再次受到了赵匡胤的好评。刘蟠日后在转运使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表现出色，多次受到皇帝的嘉奖。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刘蟠中风而死，享年73岁。
“压制伶官”
开宝八年（975）4月，皇家曲艺协会主席（教坊使）卫德仁同志，向组织提出了退休申请，并附带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请组织给他安排一个市高官的岗位用以养老，并援引了后唐庄宗时期的惯例。
李存勖宠爱伶官，还经常下场客串，给自己起了艺名，还曾假扮老丈人来戏弄老婆——“抽爹算计刘”。当时，每当有伶官退休，李存勖就会赏赐他们刺史等职。
前文说过，赵匡胤最爱研究李存勖的历史，以史为鉴，深入学习老大哥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不提庄宗还好，一提庄宗，简直就是撞上了枪口。赵匡胤当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岂可效之？”
宰相们听懂了赵匡胤的话，却没听懂赵匡胤的意思，准备拟定卫德仁为一线城市的市委副书记（上州司马）。
赵匡胤干脆就不绕弯子了，非逼朕说大白话：“市委副书记也要由读书人来做，还必须是有资历、有能力、有声望的优秀读书人，怎能儿戏？至于这货——老艺术家卫德仁同志，就在曲协内部消化吧（此辈但当于乐部迁转耳）。”
最终，卫德仁喜提太常寺太乐署令。这是个什么官儿呢？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构，其下还设N多“署”，比如京郊社署以及各皇陵的陵署，其中太乐署执掌宫廷礼乐。太乐署下设“令”二人，也就是说，卫德仁的“太乐署令”是太乐署的一把手。这一把手具体什么品级呢？
答：从七品下。
七品，还不是正七品，是从七品，还带着“下”。从七品下，说“七品芝麻官”都是奉承他，七品官比他大好几级呢。
七品芝麻官：“什么档次，跟我争芝麻！”
“戒游猎”
很多皇帝都喜欢打猎，特别是行伍出身的帝王。打猎有很多好处，比如这是最接近战斗的一种高强度竞技，与军事演习相当。但其缺点也不容忽视，皇帝等尊贵之人打猎耗费巨大，需要临时划定一片无人区，这就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直接损害，期间还要给扈从人员颁发赏赐。所以沉迷于游猎，向来是对皇帝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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