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争先恐后表态后，这一年的12月10日，参政院公布由各代表投票决定的国体为主张君主立宪，全票通过。有了“民意”基础，袁世凯得意忘形，申令：“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数表决，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望另行推戴”。
当然无人会被“推戴”----没人敢于被“推戴”，也没人敢于“推戴”别人。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并假惺惺地说什么“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收到袁世凯的申令之后，当然要进行第二次推戴，参政院即于当日午后五点再次开会，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获得了全体通过。这次，推戴书极力颂扬了袁世凯的功德，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因此，希望袁世凯能“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
理所当然地要被驳回。
如是者三，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了。
到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他的意思是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此时的袁世凯，如同被将士披上皇袍的宋太祖一样，半推半就中完成了称帝最后的程序。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袁世凯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取义为“弘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接受皇帝的称号。
上应天命须有礼。袁世凯想做皇帝，需要有名声的文人给他鼓吹，在当时最出名的要属章太炎了，也被诱骗到北京并被软禁在龙泉寺。当然，待遇是优厚的，安排了两个下人，每月特供生活费600大洋，比教授的收入都高，那是想着能让他回心转意呢。
到了登基前，袁世凯想让他写“劝进书”。这回章太炎难得地同意了。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气得冒烟，但鉴于章太炎巨大的名望又不敢加害，只能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便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小小的不愉快不影响大局。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地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可以说，这个登基仪式，就是一场古今中外的服装大联展。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 (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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