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通常是“五公五民”“六公四民”甚至“八公二民”的比例缴纳。
从建立开始，幕府便直言不讳地声称:“对农民征收租税的准则是，既不让他们死，也不让他们活。”
此外，农民还要服各种劳役，主要有“国役”和“助乡役”两种。
前者指修桥，补路、修堤坝，后者指大名“参觐交代”时，农民需为沿途驿站提供马匹和脚夫。
另外，农民的衣、食、住、行均受封建政府严格限制。
作为卑贱的农民，他们不得用棉、麻布以外的衣料做衣服，不得多吃大米，不得买饮酒茶，不得吸烟，不得建造与身份不符的房屋，更不得随便迁移转换职业耕地禁止买卖，转让和分割。
哪怕田地里种植的作物，也必须由官府统一规定。
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农民，一天基本上是两餐，而所谓的饭，便是用少量糙米煮萝卜、芋头、蜂斗菜、竹笋之类的杂炊饭。
稍微富足一点的可以添加一些少量盐或酱吃，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农民，实际上都只能凑合活着而已。
因为全部营养都需要从这样简陋的饮食中吸收，所以当时的日本人普遍饭量都很大，一顿一斤饭很正常。
至于大明百姓随便吃的白米，那东西在乡下人称“银舍利子”，基本上属于是只存在于传说里的食品。
对于幕府之下的农民来说，咸鱼则是能传家的宝贝。
一般家里边有条咸的鲤鱼干，每年过年的时候拿出来在热水里涮涮做汤，鱼要立刻捞出来晾干继续挂在大门顶上当家里边的吉祥物。
如果稍微煮的久一点，导致咸鱼被煮烂的话，做饭的女人和老人甚至会羞愧的上吊自杀。
总而言之，日本农民在幕府高层残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下，命运极其悲惨。
了解到这些的东军都督府参将都忍不住开口说道：
“娘地，这倭寇朝廷是把人当牲畜来使用啊。”
他的话让一些明军的守备都忍不住点头道：
“是啊，我还以为每天只给民夫两斤米饭，一条鱼就已经很苛刻了。”
“但每次发粮食的时候，他们都喜笑颜开的鞠躬感谢，我还好奇，没想到他们原来过得这么惨。”
明军的一些将领忍不住的说着，而郑芝龙和郑芝凤、郑芝虎等人则是站在城头轻笑。
之所以颜思齐给日本的农民发地，可不是因为良心过意不去，而是这些地需要人来种。
一人一亩地听起来很多，但是经过战争破坏的明军占领地区，刨除去那上百万和幕府有牵扯的囚犯以外，实际上他们分得的田地只占据明军收获土地的一小部分。
其他的田地，颜思齐是以帮忙耕种一亩，农民可以获得一半亩产的政策。
这听上去不多，甚至可以说，这政策如果放在大明，早就要被人骂的狗血淋头了。
但是这样的分成在日本农民看来，那已经是大明的“天使”们赏饭吃了。
他们许多人已经吃上了不敢奢望的“银舍利子”，也就是那所谓的白米饭。
凭借自己的一亩地，还有帮忙官府耕种的三四亩地，他们每年可以收获三石稻米。
对于他们来说，基本实现了米饭自由。
不仅如此，颜思齐发动战争的时候，大多都是在农忙和秋收之前。
尽管他只给农民开出一天两斤米，一条咸鱼，不限量酱油和盐，以及每日五文的工钱，但对于需要负担徭役，还需要为幕府兵马提供衣物、粮食的农民们来说，这已经是大大的“仁政”了。
蜂窝煤场、炼铁场、水泥场等等普通工厂，在大明开出的工钱是每日二十文到三十文不等，而在瀛洲只给农民们开出十文。
但即便如此，这些工厂依旧被人挤破了头的报名。
对于幕府农民来说，帮忙干活既然还能拿工钱，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这种现象，尤其是在颜思齐每年能收上来近千万石田赋后，变得尤为严重。
由于朱由检还没有出台对于瀛洲粮食运往大明的政策，因此颜思齐在保留部分粮食供给军队外，大部分粮食都是卖给了御马监的皇店。
御马监的皇店又已经在瀛洲南部三府的各地建立，而稻米的收取后，他们很“黑心”的制定了一石米六百文的价格。
这样的价格按道理来说，在大明是只有严重灾区才会出现的米价，然而面对这样的米价，许多农民都踊跃的来买。
等于说，他们种地交粮，颜思齐把粮食卖给皇店，而农民又去工厂打工赚钱来买米吃。
整个循环下来，颜思齐和御马监不仅收获了各大工场生产出来的物资，还让农民帮他们免费打工。
但是面对这样的“剥削”，日本农民还喜滋滋，乐呵呵的认为大明的官府带来了文化和光明。
就比如这些被拉上战场的民夫们，他们明明一开始十分抗拒为明军服务，但当那每天两斤米饭和一条咸鱼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果断选择了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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