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体制是“三堂体制”即“镇守太监、总兵官和巡抚都御使”。总兵官负责指挥军队，镇守太监负责监督，巡抚都御史负责政务。长年以来，乱情不止，其原则主要是两地的官府在平乱的时候，都把叛乱往对方的地方驱赶，互相推诿扯皮。
镇守太监作为皇宫派出的代表，拥有监视地方省级以下所有官员的权力，这导致了与地方官府在权力上的直接冲突。镇守太监的职责包括监督地方军政要务的执行，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与地方官府发生权力争夺。
镇守太监的职责与地方官府的职责存在重叠，特别是在军事和行政管理方面。例如，在明代，镇守太监负责监督防地军事，而地方官府则负责行政管理。这种职责上的重叠导致了双方在执行任务时的冲突和摩擦。
镇守太监与地方官府在利益分配上也存在矛盾。镇守太监作为皇权的代表，实际上是皇权的延伸，往往在地方事务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导致地方官府在资源分配和决策上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利益上的不平等分配进一步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新来乍到的镇守太监陈初，一上来就要章子俊交出军政大权，由镇守府衙门领导，还有每月上缴银三千两，用作镇守衙门日常开支，每年上缴税银二十万两为内库银，章子俊不予理会，陈初就派人开始在平安镇内挨家挨户收取“建衙银，”平安镇内各地行馆，工厂作坊，各地商贸行，车马行遍布，消息一出就弄的怨声载道。
镇守衙门规定，每家商户每月上缴镇守衙门管理费一钱银豪，工坊工厂按大小规模缴纳五个银元至一个银元，商贸行及车马行等缴纳三个银元... ...。
特别针对那些流动摊贩也要缴纳市金了。还针对学堂，科研单位，医院，车站，采矿，炼铁炉收取营收税，这些可是章子俊的基本盘，先不说收取多少，很明显是朝廷用一个镇守衙门来搅乱来了。
接着为了朝廷有效的管理收取“丁税”。明朝时期，人头税与田税、徭役三种租税并存。田税是交粮食，人头税是交钱，徭役是出力干活。这一下镇守衙门触碰到了章子俊的底线了，这几十年来，平安镇为何繁荣，是因为平安镇从未有过这种收费，已经取消了这三种税，伯爷说了，平安镇只收取一种经营管理费，沿街叫卖的流动摊贩，摆摊是不收市金，厘金的，门市商户们每月五个铜板，行商馆舍每月一个小银豪，工矿大厂才收取五至一个银币，收取的费用用于维护周围环境，建造厕所，疏通排水，打扫卫生，维护治安等。其它的费用全无。
什么二十税一，十五税一这些在平安镇是没有的，连进城费也没有，最说了平安镇也没有路卡和城墙。
可是现在突然冒出一个衙门又增加了费用，弄得商户们懵了，不是交不起，而是适应不了，其费用还不低。当然是抵触的。
后然实在是看不下去也推诿不了，章子俊说道：“镇守大人，本伯不参和朝廷政事也没有军队，只有几十名私家护院，哪来的军政大权？再有，本伯已经几十年没有领到朝廷的俸禄，哪有钱财交银，岂有此礼。”
陈初也不多问了，直接上疏弹劾，专门跋扈，藐视朝廷，委任不专，法令不行，人心不兴，远朝廷而亲安伯也。边关危矣，望陛下大举乾纲，降罪已他，或罢黜除名。
幼稚，幼稚矣！当朱佑樘看到内务府送来的这份奏章，连喊了两声幼稚，随即就招来谢迁，刘大夏商量此事，还没有说及镇守太监陈初在平安镇碰了一鼻子灰的事。刘大夏奏道：“今有一事，庄浪土着首领鲁麟任甘肃副将，求升大将不成，恃其部众强，擅自回到庄浪。后又私下联络平安伯处举兵求大将，被平安伯回绝，恼羞成怒之下大骂平安伯拥私兵谋反。
廷臣担心其生变想授鲁麟大帅印，又想召他回京师，安置在不紧要的地方。刘大夏请求奖励其先世忠顺，而听任鲁麟闲居。”
（鲁麟向来凶狠残暴失去众人之心，没有兵权无法有所作为，最后闷闷不乐而病死。）
谢迁道：“廷臣也是担心平安伯不可控也，兵部早作安排，首先在京城附近驻兵作为左右辅佐。”
刘大夏道：“保定设都司统率五卫，祖宗之意也是如此。请遣还操练军士，一万人作为西卫，将驻扎在密云、蓟州，朔州的军队作为东卫。”
对于镇守宦官，作为文臣的谢迁还是刘大夏都不赞同，刘大夏磕头说：“对事情的决定，外边的交付政府部门，内部的向阁臣咨询就行了。揭帖易滋长弊病，不可作为后世效法。”意思是说这些事情不用镇守宦官决策。
朱佑樘又问；“天下何时太平？”刘大夏答曰：“求治不能太性急，不过用人行政全都与大臣面议，恰当的再实行，时间长了天下自然太平。”
刘大夏本想趁机提到四方镇守宦官的危害。朱佑樘又询问详情，刘大夏答道：“臣在两广见到诸文武官的供应比不上一个镇守，其耗费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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