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为重生者，维克托却是非常的清楚，巴锡基维在战后的芬兰，的确表现出了亲苏的立场，但这种亲苏的立场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份表象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巴锡基维彻头彻尾的反共产主义本质。必须实话实说的是，在二战之后，此人担任芬兰总理、总统的十几年时间里，芬兰政府表面上对苏联恭恭敬敬，甚至只要提到苏联，就会用类似“伟大的邻国”这种词汇，但在实质上，该国所奉行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偏右路线。
不过，尽管维克托很了解巴锡基维及其政府所秉持的立场，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多说什么的，毕竟就像外交人民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芬兰现有的政治人物中，既有一定声望，又在立场上偏向苏联的，也就只有巴锡基维这么一个人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芬兰的历史比较特殊，这个国家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还是属于俄罗斯帝国的，本身不具备独立的地位。而在十月革命之后，芬兰获得了独立，并得到了苏维埃俄国的承认，但在其内战中，左派势力被政府军击败，从而也导致芬兰的左翼运动没有发展起来。
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莫斯科要想在芬兰寻找偏左翼的代理人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希望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能够在芬兰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希望能够在芬兰培养偏左翼的政治力量，而这时需要时间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实际上，随着苏军在正面战场上获得了绝对的优势，莫斯科在某些对外政策方面，也正在发生着明显的转变，其中一个很显眼的表现，就是对国际共运的支持力度问题。
在战争期间，因为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上升为联盟的首要矛盾，因此，莫斯科对国际共运的至此力度大为削弱，从战争爆发开始，莫斯科的立场，便是支持各国共产党与掌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放弃暴力革命的方式，将主要的精力放到反法西斯战争中去。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立场，才导致了第三国际在去年的解散，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国际共运进入低潮期。
而随着苏军在对德战场上展开反攻，外交人民委员会开始主导对国际共运的新立场，这个新立场开始变的积极主动，尤其是在东欧、东南欧等地。此前，南美部分国家的左翼政党代表访问莫斯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另外，莫斯科对波兰人民军的支持，对希腊民族解放战线的支持，都是很显着的例子。
随着这种趋势的增强，维克托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觉得自己应该起草一份报告，将“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的概念提出来了，在他前世的历史中，这个组织虽然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其存续期间，对东欧地区的左翼力量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样一个组织的成立，有助于拓展联盟的影响力，肯定会得到斯大林同志认可的。
当窗外的天色彻底暗下来的时候，簌簌而落的细碎雪花终于消失了，窗外华灯初上，林荫路上却是一道人影都看不见。
隔着玻璃窗，维克托看到瓦连卡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开到了楼下，这才转身朝门口的方向走去——今天晚上，他要陪马林科夫、贝利亚两位同志吃晚餐，去晚了显然不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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