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成之后，若是朝野认可，那么功劳是皇帝的。
可若是事情办不成，或者朝野不认可，那么责任是臣子的。
但是到了崇祯十五年的时候，朝堂上的大臣们一个比一个油滑，都已经知道皇帝的这个办事思路了，所以没人主动站出来挑这个担子。
毕竟，自从四月以来，关外战场上捷报频传，而每一次崇祯皇帝都大加宣扬，搞得朝野之间人尽皆知。
这个时候，满朝文武大臣不论哪个，要是主动上书提出应当见好就收与清虏议和，恐怕立刻就要面临御史言官等清流大臣们的唾弃与弹劾了，更不用说主动挑起议和的担子了。
至于关内剿贼战场上的形势，朝堂上的御史言官清流大臣们才不管那么多呢，而且他们也不信那些泥腿子流寇们能成什么大事。
所以，别说是内阁或者礼部这种清流大臣扎堆的地方了，就连兵部、户部这种了解朝廷严峻形势的部门，也不是所有官员都同意与清虏议和的。
所以，到最后，崇祯皇帝也只能先暗地里找一个了解形势并且相对听话的大臣来操办这个事情了。
这个人就是陈新甲。
但是，对于与清虏议和这件事情，不愿意落人口舌的崇祯皇帝又不肯明发旨意，只给了陈新甲一个“口谕”。
陈新甲也不是傻子，在派了沈迅前往盖州征求过杨振的意见后，几经斗智斗勇之后，才从崇祯皇帝那里要到了授权他与清虏使者接触谈判议和的文字凭证。
随后，陈新甲委派自己在京候任的兄长陈新第，带着崇祯皇帝的上谕赶到了锦州，与愿意配合陈新甲挑起议和担子的新任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一起开始了议和谈判。
然而，由于陈新第手里没有朝廷明发的旨意和诏书，他所带来的上谕，也是崇祯皇帝直接下给兵部尚书陈新甲的。
这道上谕，没有内阁的副署、未经过六科的认证，莫说其真假难辨了，就算它是真的，充其量也只是一道“中旨”。
当然了，洪承畴知道它是如假包换的皇帝口谕。
可是当他得知崇祯皇帝的态度之后，他也意识到了仅凭一条口谕处理此事的“危险性”，也不愿意在形势大好的时候赌上自己的前途命运。
而且这条口谕，还不是直接给他洪承畴的。
所以，思前想后，他也不肯出面，只派了洪承撰居中奔走联络。
至于锦义伯祖大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倒是有心出面主持，可是不论是崇祯皇帝，还是陈新甲，都没给他这个“体面”。
但是陈新甲也知道，真要议和的话，也离不开祖大寿的配合，所以也写了信，叫他派一个居间联络之人。
这人，就是祖思，或者说，就是祖泽润了。
而光是这些人事上的内耗与安排，就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
与此相应的是，已经在辽西军中担任监军小半年了的马绍愉，也同样知道这件事情的棘手程度，事事请示汇报，唯恐行差踏错，被人挑出毛病。
这样一来，议和进程之缓慢，可想而知。
直到进入十月以后，河决开封的消息传来，关内形势严峻进一步恶化，朝廷压力骤增，层层施压之下，议和谈判的进程才开始加速。
好在到了十月以后，清虏那边也已经被磨得没了底气，也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了。
于是和书条款终于有了雏形，几经增删改动之后，终于有了马绍愉所说的“最后”版本。
却说，马绍愉说完话后，目视陈新第，见陈新第点头，他又回头去看身后站着的洪承撰和祖思二人。
这两人虽无朝廷官身，但是却分别代表着蓟辽督师洪承畴和锦义伯祖大寿。
甚至他也隐约猜到，这两人的意见恐怕也代表了金海镇那位真正的大佬杨振。
他很清楚，如果他谈下来的和书条款，忽略了金海镇的利益，那么整个和书条款都可能是一纸空文。
甚至他本人都有可能面临掉脑袋的危险。
好在最后形成的这份和书上面的每一条，都不是他拍板定下来的。
而且每一稿的每一条，都是经过蓟辽督师洪承畴和锦义伯祖大寿的反复商议，才最后落笔形成的。
他知道沈迅与金海镇那位大佬相熟，所以已经事先写了信，叫人送去了山海关，拜托沈迅居中做些解释工作，免得议和条款不如杨振之意，引起杨振的不满。
实际上他倒是希望此时此刻，己方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顺便把责任揽过去，但可惜的是没人出头。
包括洪承撰和祖思二人，看见他投过来的目光，也跟没有看见一样。
马绍愉见状，想了想，最后还是从怀中取出来一摞纸来，伸手递给了一直等候着的清虏议和正使希福。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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