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杨振的驯服，让崇祯皇帝非常满意——这已经是为数不多的能让他感到满意的事情了。
崇祯皇帝从金海镇那里调兵，固然有加强督师侯恂麾下兵马的需要，但主要是为了堵上洪承畴、祖大寿他们的嘴。
因为去年辽东开战之后，与清虏连番作战的人马主要是金海镇。
而今，朝廷从金海镇都抽调了过万的兵马南下，你们辽西那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而他之前之所以还要派杨朝进往金海镇走一趟，还给了三百道任官空劄，就是为了安抚杨振，同时让杨振出兵配合。
结果显而易见，杨振非常配合。
而杨振的配合也的确起到了相应的效果。
就在崇祯十六年二月初九承天府知府开门迎贼，承天府、荆州府、岳州府陷落的消息传到京师，崇祯皇帝再一次忍不住大发雷霆的同一时间，新组建的金海镇南下援剿兵马七千五百余人，在副总兵刘万忠的率领之下，登上了俞亮泰、高成友指挥的庞大船队，正式启航南下了。
而一直观望形势的辽西各路兵马，尤其是张存仁所部兵马，在得到金海镇援剿兵马已经启程南下的消息后，也于崇祯十六年二月十五中午，跟在“平羌将军”甘肃镇总兵白广恩和“征西前将军”大同镇总兵王朴所部兵马的后面，一起启程南下了。
白广恩出关作战时带出来的万余人马，而今还剩下八千余，主力尚在，其中除了两千来人的车炮辎重队伍之外，剩下六千来人全是骑兵，浩浩荡荡，气势不凡。
至于大同总兵王朴，从大同花钱招募并带出山海关的大同兵马，除了在寒冬腊月里染病而死的极少一部分人外，剩下一万一千多人，一仗没打，一个个全须全尾、兴高采烈地撤往关内。
唯有不情不愿的张存仁，及其麾下部将张洪漠、刘天禄、祖可法、高光辉等人，心情十分复杂。
崇祯四年，他们在大凌河重围之中被迫投降了清虏；崇祯十三年，他们又在广宁发动兵变，杀了清虏安平郡王杜度，献城归来。
如今到了崇祯十六年，不仅朝廷猜疑他们，就连其他各路辽西兵马，他们十几年前的同僚，现在也排挤他们。
祖大寿麾下各部人马没有入关南下的，南下的唯有他们这一支。
他们自认为，自己与白广恩部、王朴部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辽东人，而白广恩及其部下本身就陕西人，调回三边总督麾下，等于衣锦还乡。
王朴及其部下本人都是大同镇人，如今也是回归本镇，相当于与家人团聚。
而唯有他们这一支，是被迫南下的客军。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们是被人针对了，不仅是被朝廷针对了，而且还被自己昔日的辽西同僚们针对了。
所以张存仁所部人马万余人，从上到下，情绪远不如白广恩、王朴两部人马归心似箭那般高涨。
但是他们不得不服从军令，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崇祯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午，白广恩、王朴、张存仁三部兵马共计三万多人，相继抵达通州一带，队伍浩浩荡荡，绵延十几里。
通州一带士民百姓，包括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商旅，望见如此规模气势的官军队伍，有躲避的，有窥探的，也有奔走相告的，一时人心振奋，颇觉有望剿灭流贼。
而事实上，如果将此三万多以骑兵为主的人马拧成一股绳，全部交给孙传庭或者马士英统率，或者哪怕是交给此刻京师朝堂上一位知兵的大臣统一指挥，前往湖广作战，确实有很大机会一举重创正云集湖广就食的流贼大军。
但可惜的是，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崇祯皇帝在武英殿内集中召见了白广恩、王朴和张存仁三位总兵，给了印绶，并赐宴勉励了一番之后，就让他们各自分兵，分赴自己的防地了。
白广恩率军走山西，奔陕西而去。
王朴率军走宣府，奔大同而去。
张存仁则率军从通州继续南下，驻防保定而去。
白广恩回到陕西，不论是前往兰州，还是留在西安，总之是在孙传庭的手底下，随时可以调用。
但是王朴和张存仁这么分兵驻防之后，却等于再次闲置了下来。
到了三月初，杨振在沈迅让人捎过来的书信中得知这些消息之后，也是唯有叹息。
此时此刻，他已根本顾不上关内的形势和战局了。
因为辽东湾和下辽河在经历了持续四个月的封冻之后，终于冰雪消融，终于解冻了。
而与此相应的是，清虏驻守海州城的梅勒章京罗硕，先后派人往盖州城以北的青石岭营寨，两次递交要求继续贸易的书信。
进入二月之后，几乎是半个月一次，而书信的署名都是硕托。
而书信中关于交易的要求，第一次是要求十万石，第二次则改口为五万石，皆以现银交易。
而杨振在遣人前往耀州城投书回信，要求清虏派员重新议价的同时，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北上攻打辽阳城的战略和战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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