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海镇在对虏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辖内的地盘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多，最后选择在金海镇辖内“以地代饷”“分地代饷”甚至以土地酬功的将士，占了金海镇全体将士的九成九以上。
而这也就意味着，杨振直领的征东军和金海镇、登莱镇各路协守总兵府辖内的将士之中，有九成九是不拿饷银的。
他们想要获得真金白银的收入，只能通过战场缴获或者战后奖励。
如此一来，的确为杨振节省下了大笔原本用于饷银支出的银子，整个金海镇的财政状况因此好转了很多，也有了较大的余力投入到弹药的生产、战船的修建和重炮的铸造上面了。
这本来是一个好事。
但是，后来各路反馈，包括杨振自己也发现，仅仅以地代饷，或者给予入伍豁免税赋钱粮的待遇，甚至包括以土地酬功，其吸引力还是不够大，激励作用不够明显。
平时也还罢了，到了战时，不给予参战将士一定的直接奖励，不仅体现不出平战转换的差别，而且也体现不出前线与后方的差别。
所以，在崇祯十五年的年底，各种津贴补贴制度，便以白纸黑字明文规定的方式应运而生了。
在某一些人看来，这是杨振从原来立场和做法上的一种倒退，将会导致金海镇的兵役与屯田相结合的分田代饷、从军免税制度，再次退回到以前的花钱招募和雇佣营兵的老路上去，而所谓津贴补贴，也不过是变相的军饷罢了。
但是，对杨振来说，这是一种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折中。
与纯粹的以地代饷相比，各种津贴补贴制度的出台，的确会增加总镇府在军费方面尤其人头费方面的支出。
但是这种支出只在战时有，只在军前有，或者只在集中训练的时候有，只在驻地偏远艰苦的地方有，只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人员范围内的发放。
这样做，既能更大程度上的激励将士用命，同时也能为杨振和金海镇节省下大笔真金白银的军饷支出。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杨振在全面推行“以地代饷”制度之后，又推出了各种津贴补贴制度。
这一次长安堡之战，阵亡的大部分将士，都是“正兵”以上的身份，单以一个正兵的战时军前津贴计算，其阵亡后向其家眷持续发放六十个月的津贴，那起步就是一百二十两白银。
对于一般的移民“屯户”家庭来说，这笔额外的津贴可不算少了。
而杨振之所以这么“大方”，也是因为拿下辽阳城后，他很快就能从城中收获一大笔银子。
而且，接下来还要去打辽阳城，麾下士卒伤亡在所难免，这个时候拿敌人的银子激励自己麾下士卒奋勇作战，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了，杨振也不希望看到自己有太多的伤亡。
毕竟阵亡一个正兵的抚恤如果都按六十个月的战时军前津贴发放，阵亡一千正兵，光抚恤就是十二万两，同样是无法持续的。
若是攻城战打赢了，那还好说，若是打输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好在刚刚结束的长安堡之战，给了杨振很大的信心，他相信经此一战，接下来辽阳城守军恐怕只能固守了，这样一来反而好打了。
当然，经过长安堡之战，杨振也越发认清楚了自己的短板，那就是骑兵太少，骑兵太弱，今后必须大幅度增加对骑兵的投入。
除了继续大批量搜罗战马之外，还要大批量的扩充和训练骑兵，尤其是最精锐的重装骑兵。
什么狗屁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事实上这个谣言真正的说法应该是重骑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这次长安堡之战，清虏骑兵来了那么多，其中真正称得上重骑兵的大概也就是此次充当他们全军先锋的那数千巴牙喇而已。
后续赶来的所谓主力，人马数量虽然很多，但其战斗意志和战斗能力都差不少，要不然祖克勇、敖日金他们很难逃得出来。
而且杨振麾下，要是能有六七个营的齐装满员、人马都披甲的重骑兵，那么这一次长安堡之战，他能把来犯的两万多清虏骑兵打个全军覆没，根本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逃走一万多人。
清虏来犯的骑兵之所以中了埋伏还能逃走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杨振这一方快速行动能力太差了。
唯一能派上用场的金海东路三个骑兵营，除了葛朝忠那个重骑兵营还拥有继续作战的实力之外，另两个都被打残了，已经没有能力参与后来的追击了。
而尾随其后追击作战，才是扩大战果的最好时机。
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骑兵，杨振最后白白浪费了这个大好时机。
不过杨振也不气馁，清虏那边有满蒙骑兵的优势，他自己这边也有火器犀利的优势。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长安堡之战虽然没有将来犯之敌两万余人打到全军覆没，但是却把充当清虏大军先锋冲在最前头的那四五千人打得伤亡惨重。
那四五千人可都是两白旗主力人马中的精锐巴牙喇，比起许多被编入阿礼哈超哈序列里的一般满蒙牛录，杨振更希望优先把这些精锐的巴牙喇干掉。
当然，杨振事前也没有想到，一个辽阳城居然有实力出动这么多的巴牙喇，差一点打得祖克勇、敖日金他们全军覆没。
相应的是，仔细看过战果统计文书的杨振内心也有点疑惑，为什么辽阳城有实力出动这么多的巴牙喇，难道多尔衮亲自来了？
就在长安堡之战结束后的当天夜里，杨振拿到的情报解开了他心中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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