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满清拥有四亿多人口，而当时满清的年财政收入才不过四千五百万两。
到了1859年，满清发展了那么久，又各种战时加税，年收入也没超过六千万两，而当时李永吉发展了也就半年，他的私人财团，收入早就破六千万两白银了。
1860年的时候，李永吉提前推翻满清，顺势登基称帝建立新朝，紧接着又灭了太平天国，几乎是把中国东南与东北一带最繁华的地方都收入囊中。之后。李永吉又通过自治区制度，把中西部大量土地收入怀中，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换言之，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基本结束了动乱。进入了和平时期，就算地方还有些叛乱，但已经无足轻重。加上李永吉大兴土木，兴建新的城市圈以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整体利好形势下。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当然了，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健全的评测能力，主要是严重缺乏人才，所以还无法详细统计gdp之类高大上的数据，因此只能先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李永吉的私人财团的收入比来看。
因此。所谓的国家年度经济增长率，主要看的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国库收入增长率，或者说是国家年度财政收入增长率。
所谓年度财政收入增长率，通俗的说，就是后一年的财政收入，减去前一年的财政收入。所得的差值再除以前一年的财政收入，这样的出来的数值，就是所谓年度财政增长率了。
一般来说。按照这个算法，年度财政增长率能保持百分之十相当不错了，要是能破百分之百，也就是破1的话，那说明后一年的年收入至少是前一年的一倍以上！
这还只是国库收入比，要是算李永吉的私人财团收入比。那数字更恐怖，收入增长率早就破了两百。也就是说后一年的收入是前一年收入的两倍多！
虽然这些数据只是财团自己的收入以及国家的财政收入，但由于原来的中华帝国基本没有工业。此时的工业几乎有九成都是李永吉自己的，所以这个数据也不算离谱，综合看的话，说成是国家gdp增长率也不能算错。
不过李永吉估计，这种经济增长率破百的情况，估计也就是这段起步阶段了，等过了这个起步阶段，以后再想有这么高的速度，恐怕就很难了。
另外，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伴随的是疯狂增长的财政支出，可以说，正是因为李永吉的疯狂支出，才让经济增长维持了如此的高速。
要知道，从一开始的时候，李永吉就用土地税补贴教育，也就是说土地税虽然收上来，但国家是无法随意支出的，那都是专款专用。这么算起来，国库的主要收入，基本是通过各种诸如工商业的新增税种，比如奢侈税，以及日益庞大的海关税来维持的。
但问题是，早在李永吉登基建国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大兴土木，进行城市建设以及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了，建国之后，这类建设更是变本加厉，不但开始疏通从南京直达北京的运河航道，兴建各种高标准沥青公路，还开始进行了所谓大铁路计划。
所谓大铁路计划，第一步计划是用分段施工的方式，修通南京到北京的直达铁路，第二步就要同时修通从北京直达乌鲁木齐的铁路，以及从南京到防城港的铁路，至于第三步，则开始以这几条铁路为枢纽，尽可能的辐射蔓延，让全国所有大城市都通铁路。
也就是说，大铁路计划的第一步跟第二步，纯粹是从政治军事角度考虑，并非是经济角度考虑，所以短期内是很难收回成本的。
在大修路的同时，李永吉还开始同时建设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这五个重点的核心城市，进行所谓的大都市圈计划。在大都市计划中，会扩建这些城市，并依托这几个城市为核心点，向外辐射出去，进而形成一系列的新城市圈，带动当地的经济。
可想而知，不管是大修路计划，还是大都市圈计划，都是相当大的投入工程，别的不说，光是那总数已经达六百万的建筑工人大军，每月的花费就是个天文数字，更不用说消耗的沙石、水泥、木材跟钢筋的价格了。
在这其中，大修路计划跟大都市圈计划，投资方面由政府以及李永吉私人一起负担，也就是说并非是李永吉自己掏钱，政府也要掏一半，就是这一半的钱，就让国家的财政一下出了个大黑洞，怎么堵也堵不住。
可以说。如果没有大修路跟大都市圈计划，只是养军养官，那么依靠倍增的财政收入，沈世明也不至于叫苦，但很明显的。大修路跟大都市圈计划都是吞钱的黑洞，怎么都不够，吞钱的数目越来越多，有逐步递增的趋势，且怎么看这个速度也超过了年度财政收入的增长率。
正是因为这样，沈世明才忍不住了。不断的打电话过来，希望降低这两个计划的投入数额，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同时呢，还想方设法的从各个方面捞钱。就是为了让国家财政看起来能好一点，不要继续赤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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