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样做就目前来说似乎也没啥坏处，毕竟这些士兵本身文化素质不高，给他们过多的私人空间反而没有好处，之前史密斯兰七日血战中的重大疏忽，与这方面也不无关系。
不过，这也不能说李永吉之前制定的计划就是错误的，只不过呢，李永吉是大部分照搬现代社会的练兵方案，而现代社会的练兵方案呢，其实是相当人性化的，给出了士兵大量的空余时间。
但是，现代社会的练兵方案其实不太适合这个世界，尤其是这时期的中国人，一旦给他们太多自主权。他们只会下意识的偷奸耍滑，而不会自我提升。
简单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人，还是属于要加强管束的时期，一旦有人严加管束。他们就吃苦耐劳，纪律严明，可一旦放松管束，哪怕是放松一点点，也会让他们的懒惰跟奸滑的习性暴露出来，给整个组织带来巨大的破坏。
更离奇的是。被如此高强度的粗暴对待之后，这些中国士兵竟然没有一个有怨言的，也没有一个对搞出这一切的孙向兵心生怨恨，反倒一个个对孙向兵更加感恩戴德，敬畏有加。甚至尊敬远远大于畏惧。
对此，李永吉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虽然他不想承认，但感觉这似乎真的是跟民族劣根性之类的东西有关，毕竟事实摆在面前。
不管怎么样，看到整个部队风貌变好了，李永吉也就不再苛求别的，干脆把训练跟军纪方面继续交给孙向兵处理。他自己则继续悠哉游哉的陪苏荷待产，顺便关注一下国内外的公事。
进入1864年的八月份之后，中华帝国的国内虽然依旧每天都有许多事情发生。但因为首相沈世明的施政手段高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加上国防军、禁卫军以及警察部队的武装威慑，国家的新官僚机关也磨合的差不多，国家整体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换言之。李永吉不在国内的这段日子里，首相沈世明施行了一种有法可依。但执法不严的宽松式管理模式，尽量减少帝国新法律给不懂法老百姓带来的负担。
比如随地吐痰要鞭刑这一条吧。除了皇宫附近，其他地方这条法律基本都是摆设，没有人真的认真执行，要真的较真的话，估计半个中国都得民怨沸腾。
说白了，就是李永吉当初建国时期太过仓促，然后也没经过下面人的讨论，自己从现代弄来一批法律，然后让张信达找人删减修改了部分之后，就变成了中华帝国的宪法，其中除了加强君权之外，很多内容实际上跟此时的中国国情并不搭配。
就好比惩罚随地吐痰跟大小便这一条，看起来用惩罚的方式管理很不错，但其实真要严格这么执行，那就只能变成恶法，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甚至有可能酿成暴动。
此外，像强制义务教育法等，也不可能真的严格执行，这其中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涉及到一个社会风气问题。
早在一开始的时候，李永吉曾经想着加大国内的教育投入，争取在短时间内在中国境内完成扫盲，初步目标是二十年内让国人的三成人能认字。
扫盲的意义之重大就不提了，这不仅仅是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问题，也是国家工业化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但问题就在于，此时的中华帝国跟另一个时空的红色中国初期不同，两者不能照搬。
另外一个时空的红色中国是经过了长期铁血奋战后才重新独立崛起的，在此期间，中国的很多传统势力都在各种战争中被破坏殆尽，力量大减，而有革命先辈掌握的体制却具有强大的组织力与控制力，尤其是有大量深入基层的基层官僚，这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扫盲。
可是在这个时空，李永吉崛起太快，他虽然迅速打败了太平天国跟满清这两个政权，夺去了中国的政权，但并没有动摇中国的本体。
换言之，中国的地主阶级，宗族势力等传统势力并没有遭到太大破坏，甚至还因为晚清战争而有所加强，没有合适的改革环境。
再加上李永吉夺取政权的时候只是军队强大，行政人员严重缺乏，夺取政权之后又不要旧官僚，非要自己重新搞一套行政体系，结果就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让很多老百姓对此无所适从，不知道有事儿了该找谁去。
比如说有老百姓有了冤情或者要打官司，他们还是去找县长市长这些行政官的头头，而不去法院找什么法官之类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法官就是判官，是在县长市长之下的，你要跟他们说平级问题，他们是不理解的。
也就是说，李永吉手下没有大量得心应手的行政官员。也没有能迅速抓住民间大众的所谓神级理论，不可能从根本上打破所谓旧社会的牢笼，**传统势力的枷锁。
最简单的例子，简体字跟拼音字母。这东西的确是好东西，但只能在南京、上海、苏州这几个李永吉控制力度最强的几个城市中间推广开来。而且推广更多的都是穷人跟投机分子，真正有底蕴有风骨的读书人对此都相当抵制，因为他们觉得拼音字母是不知所谓的洋鬼子的东西，而简体字则是不伦不类的俗体字，只有下人才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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