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客们举行集会前都要先发传单，登门通知。这让中国驻美大使馆与领事馆很容易就掌握了消息。距离6月10日还有3天，中国驻美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些信息，跑了一个个美国政客举行集会的场子。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在各国政府看来是个大事，在美国选民看来可就未必。在经济危机爆发半年后，失业的工人，穷困的农民们可一点都不关心。政客们则拼命向他们的选民们讲述自己到底对选民提供了什么具体服务，意图稳固选票，继续当选。
只有当选民大声提问，“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该怎么办？”，政客们才会提及《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中国外交人员本就想看看美国政客对于美国人民会怎么讲，当即全神贯注地听着。政客们的讲述简单明快，“既然外国人不买美国产品，我们也不去买外国商品。美国人用美国货，我们的产品就会有销路！”
即便中国外交人员已经对美国有了一定了解，听到这样不讲究内部逻辑的拉票观点，中国的外交人员不禁生出些感慨，在报告中写了一句古文，‘乡愿，德之贼也。’
很快，时间就到了1930年6月10日。清晨，报童们把报纸投放到千家万户。《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都在批评与反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有些人认为，将外国商品撵出美国，那么美国工厂就将重新获得订单，失业工人就能找到工作。将外国农产品撵出美国，美国农产品价格就会上升，因为农产品价格暴跌而被银行与债主上门逼债的美国农场主就可以卖掉手里的农产品，度过眼前的难关。
但这些明显不可能发生，因为1929年的进口商品总额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2%，而出口商品总额只占5.0%。这个比例对美国经济影响非常小，而且美国出口的工业品与农产品总量超过从外国进口的数量。贸易战的结果只会降低美国国内商品需求总量，使得美国国内需求更加降低。
如果想获得经济的信心，就必须获得新的需求……’
虽然知道贸易战已经不可避免，但是美国各个报纸还在做着徒劳地挣扎。
6月10日上午10点，白宫内的胡佛总统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姓名，美国针对世界的贸易战正式启动。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规定，调整后的美国平均实际关税税率达到了57.3%，免税商品只占所有进口商品的8%。而1900年，美国平均实际关税税率只有29.7%。
在美国提高关税的当天，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做出了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的决定。没做出关税报复的国家基本都是古巴、巴拿马之类被美国控制的国家。
6月11日，法国爱丽舍宫向世界宣布，对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意大利，征收额外关税。中国总理吴有平此时正在开会，看完秘书紧急送来的电报，当即暂停会议讨论，将电报给同志们传阅。
与会的部长们都是做事细致之人，先是反复确定了法国针对的对象里没有中国，法国也没有任何向中国增加关税的暗示。这次是经济会议，外交部长并没有参加。大家看向吴有平，等着得到更准确的消息。
吴有平此时已经做了决定，他不想将何锐做出判断告知同志们。事情既然已经如何锐所料的那般发生了，接受既成事实就好。有何锐在，吴有平就有信心应对所有问题。至于当下的局面，吴有平想对同志们做出一个解释。
“同志们，现在的世界已经分裂成以货币为核心的几个阵营。英镑区、法郎区、美元区。以及东亚区。我相信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要面对这样的局面。毕竟，现在发生的局面是这些货币区在更早之前世界分裂所导致。至少东亚与苏联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经济合作组织的构建，并且有效地运行起来。未来的世界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听完吴有平的描述，财政部长苦笑一声，“世界的再次分裂不会是主席早就预测到的结果吧？我们真的是赶在最后的战略窗口关闭前，用尽所有力量完成了东亚与苏联的经济合作模式。这个时机点实在是太巧了。”
吴有平有过类似的想法，认为何锐能够完全地把控未来。现在他才确信，至少到了1922年5月，东北终于有了与日本一战之力前，何锐都在不断调整修改计划。想到中国有如此幸运，吴有平的心脏就仿佛被什么给攥住一样，非常恐慌与难受。
“选择与我们合作的国家并没有吃亏！”工业部长庄嘉雄也感叹道。作为工业部长，自然有他的看法，这思路也并非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工业发展需要合作，中国通过种种合作，得到了技术、资金、原材料，帮助中国工业走到了现在的高度。作为回报，与中国最早合作的苏联发展得相当顺畅，内战结束后的苏联内部被打得一片废墟，还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封锁。而现在的苏联国内发展得很快，人民有充足的轻工业品用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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