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虽然掌生杀予夺大权，却不是天然就拥有这个权力，赵构这个皇帝的权力就很没有保障。
大宋早就灭亡了，新宋虽然还叫大宋，却是残宋各方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
朝中的文武众臣一旦真的放弃了新宋，投降大同或重立朝廷，赵构就算能当场拿出父兄二人亲笔所写的传位诏书，也只会被人当作笑话。
帝位来路不正是其人最大的心病，被叛将当面质问，赵构顿时哑口无言。
谈判陷入僵局，一直装木头人的中书侍郎尚书右仆射朱胜非这才站了出来，主动担下与叛军谈判的危险任务。
朱相公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叛军之中，对叛将苗傅晓以忠义利害，又苦口婆心地劝谏小赵官家要懂屈伸之道，先度过眼前难关再说。
其人如此斡旋多时，赵构终于接受了苗傅提出的停止南逃，遣散大部分宦官只保留十五人，并禅位给皇子赵旉的条件。
赵构行事果断，定下决心后，当场便命兵部侍郎李邴草诏逊位，随即老实搬到寺庙之中吃斋念经了。
兵变取得如此“圆满”的结果，众军士顿时激动地高呼“天下太平了”。
但是，天下远远没到太平的时候。
莫说在同军的反攻下各路宋军节节败退，新宋政权随时都会覆灭，就是刚刚被逼逊位的赵构也绝不会安分，只要逮住机会就会复辟。
这件事的荒唐之处在于苗傅一手扶立的新皇帝赵旉乃是赵构独子，彼时还不到三岁，根本没办法亲政，只能由宣和太后韦氏摄政。
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将昏君拉下了马，却又扶赵构的亲生儿子上位，还让其生母摄政，可想苗傅行事有多么不靠谱。
至此，这场既无“政治路线”，又无“群众基础”，还无“造反自觉”几乎儿戏一般的兵变便注定了必然惨淡收场的结局。
兵变的另一主要人物御营右军副统制刘正彦，出身很不一般。
赵构即位后，有意任用“二圣”在位时期受打压迫害的官员极其子弟，御营都统制王渊趁机推荐西军已故老将刘法之子刘正彦。
刘法被阉宦童贯坑死在夏国珠固峡后，刘正彦便由百事不愁的衙内变成了人人避之的瘟神，历经十年的人情冷暖，性格相当偏激。
其人因王渊的举荐而得到信任，却因功劳被后者侵夺而怨恨在心，苗傅寻其谋划兵变，一拍即合。
兵变前，行事偏激的刘正彦不仅支持苗傅伏杀王渊，还建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待擒获赵构后，直接前往澧州投降同军换富贵。
苗傅却担心一旦丢掉了“忠义”这面大旗，仅靠麾下几千只认钱财的叛军根本成不了事，十有八九在途中就被其他忠于朝廷的军将给剿了。
而且，其人人为就算去了大同，也换不到比当下更好的富贵，乃拒绝了刘正彦的提议。
但为了表达自己“只为天下除害”的忠心，并逼迫朝中众臣与赵构进一步划清界限，苗傅力主更改年号为“明受”，并迁行在返回郴州以北的衡州以示抗同决心。
其人的担心并没有错。
“郴州之变”的消息传开之前，同军就已经自东至西展开全线反攻，各路宋军本就苦苦支撑。
而惊闻朝廷变乱，顿时乱作一团。
自觉大势已去而谋划投降同军者有之，因恐惧而杀人放火宣泄绝望者有之，欲除回师郴州除逆却又担心大同趁机进军而整日痛哭咒骂者亦有之。
他们不知道的是，大同帝国才完成一轮大扩张，暂时还没有胃口立即吞并仍据有蜀、湖、江、广等地域广阔民情复杂的九路百余州的新宋政权。
不过，正乾皇帝布局天下十余载，且行事堂堂正正，天下终归还是有人能从大同的国政中勉强看出一丝端倪。
一片混乱之中，驻守澧、鼎等州清剿洞庭湖贼，并担负阻挡同军南下重任的韩世忠便通过分析大同的国政，找出了一个破除当前危机的办法。
其人早在十年前参与平定方腊之乱时，就曾见识过正乾皇帝的绝世风采。
可惜，彼时还是副指挥使的韩世忠眼皮子太浅，竟然拒绝了对方的招揽。
韩世忠虽然从未向他人提及此事，却会时不时回忆起这段隐秘的往事。
尤其是大同平灭夏国，并给了还留在陕西老家的袍泽们另一条出路后，其人更是会私下琢磨正乾皇帝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韩世忠其实还是看不懂正乾皇帝的高端操作，却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大同绝不会坐视苗刘二人胡作非为。
其人这些年来都极为相信自己的直觉，且是想到就做的性子，当即便作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
致信已经杀入澧州的同军第七军军正岳飞，如实相告“郴州之变”，请求两军休战，待自己回军郴州，平定叛逆之后再来应战。
岳飞和韩世忠皆是当世罕有的统军之才，之前还有多次交手，正所谓英雄惜英雄。
二人虽然从未谋面，韩世忠却坚信岳飞会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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