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幼居的建立，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开创之举，作为“中国古代第一所孤儿院”的创办人，不出意外的话，刘景必然会因这件事而名垂千古。
是以他当得起任何襃赞，不过对于严肃的称颂，刘景虽然内心自得，脸上却并无者喜色，开口说道：“慈幼居固然是善政，但这终究是‘扬汤止沸’，舀动沸腾之水，使其不沸，何济于事？还是要想办法绝薪止火才行。”
“明廷之言甚是。”严肃自然知道刘景话中的意思，他之所以会设立慈幼居，是因为酃县百姓生子，多不举养之故。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二人作为酃县长吏，必然要好好调查一番，最后得到的答案，简直是触目惊心。
众所周知，大汉朝征收人头税，主要以算赋和口钱为主，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缴纳“算赋”一百二十钱。七至十四岁的幼年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钱”二十三钱。
儿童人头税“口钱”，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原本只征收二十钱，汉武帝时，因征讨匈奴，导致军费大增，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是以将征收口钱的年龄降至三岁，并增加三钱为购置车马兵器之用，总计二十三钱。
直到汉元帝时，名臣贡禹上书，认为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小儿三岁就开始征收口钱，导致百姓生活困顿，生子难以举养，唯有杀子，甚是可悲。因此建议将征收口钱的年限重新变回七岁，二十三钱的口钱征收数额则维持不变。
武帝至元帝时期，三岁开始征收口钱，就导致百姓困顿杀子。而今，酃县征收口钱的年限是一岁。
汉代孩童“落地”即算作一岁，也就是说，孩童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不得不开始交人头税。
这就是酃县百姓产子，不能举养的原因之一。
别看刘景是一县之君，百里之间，自设条令，生杀予夺，一言而决。然而一旦涉及到赋税问题，那就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决定的事了，必须向上请示长沙郡府。
刘景已经这么做了，可是就算长沙太守张羡同意他的请求，免征七岁以下口钱，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口钱只是原因之一，甚至都称不上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二十三钱，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的原因是，百姓应对国家的横征暴敛，生活就已经十分艰难了，除此之外，还要受到乡亭等豪吏的二次盘剥。
乡亭等豪吏，手握地方大权，威重一方，可俸禄最高者，也不过百石而已，月俸钱八百，谷四斛八斗。
这是什么概念？勉强可以维持两个人的基本生活。如果有父母、子女，全家都难以吃饱。
乡啬夫权威之重，令乡下百姓“但知啬夫，不闻郡县。”而亭长除了主禁盗贼外，也有征税的责任，在地方上影响极大。
这些乡亭豪吏，岂会甘心依靠微薄的俸禄过清贫的生活，肯定要过与其权力相匹配的体面生活。
因此他们的车马衣服，全部取自于百姓，手段无非是在国家赋税的基础上，另行加派。
“廉洁之人”，满足自己一个人就够了，而贪婪之人，不仅要满足自己的需求，还要全家人都跟着一起受惠。
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二的大司马吴汉，在年轻时因为“家贫”而成为亭长，结果没多久，就令家中摆脱了贫困，甚至趁着天下动乱，招募了不少宾客。
毫无疑问，吴汉在亭长任上的作为，绝对谈不上光彩。
然而这却是国家上至天子、下至小吏，所有统治阶层皆予以默认的。因为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负担乡亭等豪吏的生活所需，既然如此，那就只能任由他们从百姓身上搜刮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刘景即便是一县之君，又能做什么呢？难道他能将乡亭豪吏全部裁撤掉吗？
就算他这么做了，也不过是换一批新的盘剥者，与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
以古代的生产力而言，这个问题堪称无解。
不过刘景并没有纠结于此，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乡亭豪吏的问题是无法彻底解决，但在上位者的有效干预、监督下，绝对可以大幅缓解。
整顿吏治，缓解民之疾苦，便是刘景接下来的重点，这样的差事，不必他亲自出面，交给严肃去做最适合不过了。
严肃亦是欣然领命，他的志向，就是在这乱世之中，做出一番功绩，不负一身才学，而今有幸遇到“伯乐”刘景，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岂能不尽心竭力？
此地人多眼杂，刘景和严肃并没有多谈这个话题。
牌匾挂好后，刘景和邓瑗，走进慈幼居甚是开阔的前庭。
严肃及诸大吏紧随二人之后，其余地位较低的县吏则只能留在外面，和吏卒共同维持秩序。
如今的慈幼居，婴儿相比于五月五日重阳时，人数又增加了不少，达到了一百三十六人。
另外，慈幼居最近一段时间，还收留了二十余名从三四岁至十一二岁不等的孤儿。他们有的是亲族贫弱，无力抚养，有的是外来流户，孤苦无依，或被迫、或自愿，被人送来慈幼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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