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对于“流放”刑罚的使用，有一种说法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到了南北朝的时候，统治者将“赦死从流”确定为量刑原则，流刑成为封建五刑之一。
隋唐时代，正式确立了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流刑居于第二位，处于死刑之下、徒刑之上的重刑地位，并一直沿用至清代。
清代早中期，官府将犯人流放到东北，主要是出于惩治罪犯、抗击沙俄入侵、维护统治这三个目的，属于强制进行的军事或政治性移民。
比如因文字狱流放到宁古塔吕留良家人，比如一柱楼诗案的鲁寿山、徐氏兄弟等人，这都属于政治犯；除此以外，还有大批的抢劫犯、诈骗犯、盗窃犯、以民告官（乾隆以前规定，以民告官赢了也要流放三千里）、革职罢免的官员及家属，乃至犯罪的太监和旗人。
宁古塔、三姓衙门、打牲乌拉、尚阳堡、奉天、黑龙江这些流放地点的设立，是根据不同的罪行来决定的。
比如尚阳堡（在辽宁开原县东四十里），顺治十四年清廷规定，凡私铸铜钱的，首犯和铸钱工匠处斩，从犯和知情人绞监候，而帮着卖钱的中间商、商户、小贩人等，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
再比如宁古塔，顺治十八年规定，所有涉及逆案的犯人发配宁古塔；到了康熙五年的时候，清廷规定所有贪赃的衙役被判流放的，发配宁古塔；康熙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增加所有逃跑三次被抓的家奴、盗窃三次以上、免死减罪一等、拐卖人口、下药拐卖人口的，以及同案知情犯，一律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甚至连旗人诈骗谋害平民性命的，最后也会被判流放宁古塔。
至于发配到黑龙江的，那就都是重刑犯或屡教不改的人了。也就是说，发配到吉林、奉天地区的犯人如果在流放地再次犯罪，那除了死以外就是发配更远的黑龙江。
这个还是要用吕留良的后代做例子。
乾隆元年（1736），清廷出了新规定，无论满汉奴隶，如果家里有人曾当过官或是出过举人、贡生、监生的一概免其为奴。就在发配地编入为奴的旗、该营，令其出户当差。这就是从政治性流放转为军事性移民戍边。
因为这个规定，一些为奴的犯人为了免除罪奴身份，便想尽办法获取监生功名。乾隆三十七年，吕留良的孙子吕懿兼就托人偷偷在京城办了监生的身份。结果后来他的侄子吕敷先再想办时官吏不许。于是上演了一出侄子控告叔叔私办捐监的故事。最后叔侄两人和家属都被再次发配黑龙江。
赵新讲到这里，话锋一转说道：“这些为奴的汉人里有没有文字狱受冤屈的？不用说，徐家兄弟俩、鲁寿山、潘秀成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是有没有大奸大恶的人？肯定有啊！贪官污吏、盗窃犯、人贩子、下药迷人的等等。
难道我们对这些人也要网开一面去热情欢迎吗？能不审问清楚吗？搞不好有些人会成为我们这里的定时炸弹！”
刘铮喏喏的不说话了，洪涛却继续追问道：“赵总，像你说的，如果这些人中真有大奸大恶的怎么处理？”
赵新微笑说道：“劳动改造啊！我们又不是满清，基本的人权总是会保障的，吃饱穿暖没问题。”
西拉河东岸的射击训练场，这里暂时被辟为俘虏营。
此时，一千多新兵正在忙碌，在俘虏营的周围架设围墙，搭建了望塔；而那些俘虏则被两个连的持枪士兵严密看守。至于那位被俘的“大内高手”，则被送到了片山勘兵卫的警察所单独关押。
散会后，以安保部六人为首的一群穿越众们都跑到警察所来看稀奇。
活的大内高手啊！
活的大熊猫都大家都见过；满清的大内高手以前只在电视电影上见过，真人谁也没见过啊！于是一群人就这么站在笼子外面，打量着这位俘虏。
王远方接过片山勘兵卫递来的记录，上面写着：黎大刚，字恭健，广东新会县人，四十五岁。
“呦！还是个汉人啊？”王远方脱口而出。
黎大刚是在打扫战场时被发现的。他脑门被枪托砸出了好大一个包，大腿上也中了一枪，失血过多晕过去了。要不是刘思婷发现这人还有口气，给他紧急处理了伤口，他也会被埋进乱葬坑里。
被救治后醒来的黎大刚不知道是不是脑子里缺根筋，嘴里胡乱说着“老子是皇上的侍卫，老子绝不投降！”结果就被吴思宇给听见了。
回到北海镇后他就被关单独进了警察所。此刻他坐在木笼子里一言不发，有些吃惊的看着眼前这群人。
“不是说是鄂罗斯夷人吗？怎么这几个全是汉人？！这群人居然都没辫子，一群反贼！”
黎大刚很快注意到，进来的这帮人里，南腔北调全都有。好几个人的声音听着都是旗人啊！这些人到底是谁？！
黎大刚彻底糊涂了。这时刘思婷刘大主任推门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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