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见徽宗皇帝思索不定，进言道：“此事大半是军事，可着枢府一问。”蔡京一向是有宰相的城府，没有宰相的气度。他说这话，可不是什么一心为国，而是为了万一事有不成，好推卸责任给枢密院。
“好，此乃老成谋国之言。”徽宗皇帝夸赞蔡京一句，随即吩咐一个随侍身边的小黄门道：“快，速去传童枢密。”
这童枢密便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权宦童贯，乃开封人氏，性巧媚。初任供奉官，在杭州为徽宗搜括书画奇巧，助蔡京为相。蔡京后来推荐他为西北监军，积功领枢密院事，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
须臾，童贯来到，徽宗皇帝问道：“童枢密，你能征善战，执掌枢密，也来议一议。都说剿匪难，到底难在何处？”
“土匪有两种，一种白天耕作劳苦，对上孝顺父母对下呵护妻儿，乍一看是十成的良民。到了晚上，就约上几个亲朋好友，掏出藏匿的刀枪，找个僻静处开始劫道。遇有走夜路的客商，无论有无财物，一律杀死，为的是不留活口，以免后患。劫到的财物一律平分，补充家用。这种土匪极难发现，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他们生下来那天起就这样生活，只认为这是正常的营生。他们即使发了大财也不动声色，照样衣衫褴褛的扛着锄头种地，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另一种土匪，成群结伙，啸聚山林，打家劫舍，骚扰地方，严重的时候可能动摇社稷。他们内部等级森严，分工有序，各负其责。这第一种土匪剿是剿不尽的，只能慢慢行教化之功，但他们危害并不大。官家所说的剿匪，说的是第二种么？”
“正是这种。”
“微臣愚见，征剿这种土匪首难在于“流”字。他们往往飘忽不定，大军去时，散之为民，大军走时，复聚之为匪；若不以大军征剿，又战之不下。其次，他们多在穷山恶水处，本地出产贫瘠——若是出产丰盛，也不会有那么多强盗——只能从外运输粮秣。然而官家想想，穷山恶水又能有什么好路？那里道路大多难行，大军转运不便。再次在人，若以本地军士征战，难免有人与强盗暗通曲款，走露风声；若朝廷从别处调集客军，地理不熟，水土不服，战力先去一半。”童贯不愧是领过兵的，说起来头头是道。
“太宗时，川中王小波和李顺造反，一开始也是征剿不下，其后他们占了富饶州县，便失了前两点，最后为大军所灭。”蔡京补充道。
“这便如一群鸟雀，如果四散林中，即便是百发百中的神箭手逐一射杀，也耗时费力，而且难免有漏网之鱼。但若全都进了一个笼子，一个幼童一把火就可以烧个干干净净。”童贯打比方道。
徽宗皇帝心道：“一人智短，三人智长。此二人所言与朕虑之相仿，可见张天师之策可行。只是张天师也有言，这卧底之事，重在机密，此事需新设一衙门。”
徽宗皇帝决心既定，便从内藏库拨出款项，秘密设立职方司衙门，四处选用得力人手作为卧底，准备打进各处山头，这宋江便是卧底之一。
宋江表字公明，家中排行第三，乃济州郓城县宋家村人氏。因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叫黑宋江。他母亲早丧，上面只有父亲在堂；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靠些田园过活。他平日打熬力气，身强体壮，等闲十来个人近身不得。
宋江在郓城县衙原本只是个抄事房的抄手，专事抄写布告等公文。他骨子里是个求上进不择手段的，只是苦于小吏身份，没有出头之日。恰恰如此，被职方司的暗探相中，明面上助他得了押司之位，暗中让他领了官府卧底的职役。宋江原本就是个精细人物，得了这个机会，做的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凭着职方司给的方便，投上官所好，急僚属所难，没多久便成了县衙的红人。
这押司听起来毫不起眼，不过是个胥吏，但在一县之地，可是非同小可。知县别看不大，但在自己管辖地能算得上‘土皇帝’，而押司们负责征收税赋、整理案卷等衙门事务，堪如一品大员。就算有职方司的助力，宋江能够做稳押司之位，的确是有几分真能耐。
然而真要上山落草，开始行卧底的勾当，宋江有些胆怯，毕竟这有掉脑袋的风险，不是什么好玩的，因此一直拖着就是不去。职方司三番五次催他落草，他都是百般推托，只道职方司远在汴京，天高皇帝远，不造反也没人管。没成想职方司终于忍耐不住，派了天字房的供奉时文彬来，弄了个骑虎难下。
那公文中把宋江大加申饬，只看得宋江冷汗涟涟。宋江边看边想，脑子转了两转，想出一个主意来。
宋江有了主意，心下登时不慌，动作也沉稳了很多。他慢条斯理的叠好公文放在靴中，对时文彬道：“供奉来的可正巧，这两日卧底之事已大有进展，我正要向汴京行文，可巧供奉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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