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于可远又发话了，望向的是主簿：“大人，刚刚李大人所讲的这番话，您可如实记录在案了？”
主簿当然不会，也不敢记这样的案文，开始装起聋子。
于可远拜向俞咨皋：“大人，草民以为，李大人刚刚所讲皆与案情相关，应如实记录在案。”
俞咨皋点点头，“无论是否与案情相关，书办都应该如实记录，怎么，你不愿记？”他直勾勾地望向主簿。
主簿握着笔杆的手都发颤了，“这……这也要记吗？”
县衙人虽多，但像通倭这样的大案，不宜让太多人知情，所以才有这位正九品的主簿兼任书办职务。干这么多年，什么样的话该讲，什么样的话不该讲，他比谁都明白，像李孝先刚才所讲的，就犯了好几个忌讳。
言多必失，多言有漏，他这样急切地想将证人赶走，又拿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必定会落人口实，若在寻常，有上头庇护倒也无碍，但新任知府正在路上，俞咨皋又这般兴师动众，朝堂上，严党和清流恐怕早有一番大动作，这个时候被捏住把柄，就是在给敌人送攻讦自己的机会！
树倒猢狲散，若知县跌了，自己也不能独善其身。
这会，堂上的知县、县丞和主簿都沉默了。
俞咨皋朝着周礼拱手，“周公公，这些话要不要记录在案，您老应该给个主意。”
周礼靠在椅子上，久久不讲话，直到俞咨皋又喊了一声“公公”，他才睁开眼睛，“咱家只讲一句话，凡事按照朝廷的规矩办，准没有错处。”说完，又闭上了眼。
俞咨皋笑了，望向主簿，“听清了？凡事按朝廷的规矩办。”
主簿紧绷着脸，就是不动笔。
李孝先不能不答话了，像是卧病在床的老人，缓缓抬起左手，虚弱无力地一摆，“记，都记下来吧。”声音也十分孱弱。
详细记录后，由众人依次审阅，主簿已经汗流浃背。
俞咨皋瞅了瞅堂上：“李大人似乎身体不适，既然如此，于可远，你对这件案情甚是熟悉，有什么疑惑之处，一并速问吧。”
于可远上前两步，对着坐在椅子上的常育温道：“草民斗胆问一句，大人是否承认方才讲过的那番话？通倭一案背后，是否还有旁人指使？”
常育温望向俞咨皋，沉默了一会，“我确有此言。”
李孝先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于可远退了回来，朝着堂上一拜，“诸位大人，草民已问完，并无别的疑惑了。”
这一刻，所有人都震惊了，本以为会继续询问背后指使之人，却不想于可远就停在这样的节骨眼上。
但深思熟虑过后，他们不免感慨于可远的周到。他只是证人，不是审问官，若是询问背后主使之人，且不提这证词会不会作数，更有越俎代庖之嫌，于理于法皆不合。
这时候，这件案情的走向就不由李孝先掌控了。因为通倭背后的主使正是县衙这一班子人，他们巴不得常育温闭嘴，但只能想一想，话是没法说的。
周礼更不会说。
所以，这番里应外合之后，局势就全然落在俞咨皋的手里。不仅是于可远的能言善辩，更有俞咨皋的推波助澜，以及最关键的一点——俞咨皋和于可远都拿捏住了常育温的心理。
俞咨皋淡淡道：“在这里，我不得不提醒一点。依大明律，各级衙门上司因公罪犯案，涉案下属如官士卒书办差役，凡奉命执行者概不牵连，正所谓‘千差万差，奉命不差’。常育温，倘若你果真是受某位上司指使办事，虽然不能免掉死罪，却可避免抄家流放。但你若真是胡乱攀扯，你的家属更要罪上加罪！”
这是大明官场的惯例。也就是常言的“法不责众”，若非如此，像这样的大案若要详细追究起来，牵连者不知凡几，官兵衙役们更是一个都跑不掉。但这些人本就只能奉命办差，无法违抗，若要治罪，未免太没有人情。
常育温等的就是这句话，一听此言，立刻扑跪在地上，“革员所言不敢有半分作假！革员这就可以指出所有幕后主使，恳请诸位大人为革员做主！”
李孝先整个人都瘫在堂上了。
却没想到，俞咨皋却冷静地摇摇头，“私通倭寇，没有任何人能够为你做主，一切但凭律法。至于你的幕后主使……”接着转向堂上的李孝先，“李大人，这件案情既然不止常育温和楚良二人，牵扯到更多，那由你我来审办，恐怕就不妥了。”
李孝先强提着一口气，“俞将军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俞咨皋道：“既然是通倭，又可能牵扯到地方的高级官员，两位革员应即刻压往济南府，且六百里加急上报朝廷，由布政使司、通政使司、按察使司共同会审，李大人以为如何？”
听到俞咨皋并没有立刻就想翻出幕后主使的意思，李孝先眼神一亮，又有了些精气神，“俞将军所言在理。”
“两位革员关系重大，县衙人手不足，我会派亲兵协同护送。”俞咨皋斩钉截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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