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蒲素和小伙伴们，在打完球后会去曙光电影院旁的国营冷饮店，喝一杯冰水，或者来一碗冰镇绿豆汤。
只要王艳在，蒲素就会请她喝汽水，橘子味儿的。
橘子汽水，两毛钱一瓶。蒲素每次都要背过身，从他的乒乓裤松紧带里侧，摸索半天才能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毛票和钢镚儿，那是他让妈妈给他缝的贴身小口袋。
运动短裤口袋太浅，经常打完球想喝杯冰水，蒲素发现钢镚儿早蹦没了。
蒲素有薪水，他和姐姐分别每月承包洗碗和倒垃圾，固定收益两元。在当时这薪资水准，老蒲绝不算是剥削童工，算是有良心的老板了。
而且蒲素还时不时有点外快。
和当年大多数家庭不一样，蒲素爸妈从不在家做早饭。蒲素刚上学的时候，老蒲上班就带着姐弟两一起出门，路上到饮食店买好早点给他们。等姐弟两大一点了，每天早上在桌上放好钱和粮票，让他们上学路上自己买。
之前饮食店都是国营，早点品种也少。后来渐渐就有农村上来摆摊做早点的摊贩了，烧饼摊兼卖油条，锅贴铺里卖豆腐脑.....很是丰富。
偶尔有小贩递过烧饼后会鬼鬼祟祟地问蒲素：“有粮票吗？我这里收粮票。”
蒲素在稍一愣神之后就秒懂。
蒲素记忆里搬过两次家，搬到哪都一直有在宿舍区里转悠，吆喝粮票换鸡蛋，粮票换菜刀的小贩。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到了城市没有粮票光有钱也是寸步难行。
蒲素家没有负担，比如他同学家里就有很多其他亲戚需要接济。蒲素家则相反，时不时会接到来自桑海的包裹。
蒲素喜欢吃的零食糖果、衣服鞋子、甚至书包、橡皮、铅笔等文具，奶奶时惠卿都会让蒲素姑妈在桑海买好邮寄过来。
所以蒲家粮票完全用不掉，抽屉里随意摆放，也从不上锁。蒲素小学就开始受老蒲影响集邮，多年来以收藏为名，每个月都拿一些粮票夹在邮册里，从全国粮票到南州地方粮票都存了不少。
有时候想买本书或者其他东西，零花钱不够，邮票是舍不得出手的，他就去卖掉一些粮票。因此在那个年纪，蒲素从来不差钱，同龄人里算是个小土豪。
和王艳在冷饮店喝汽水的时候，蒲素会不顾烫伤从嗡嗡作响，噪音巨大的老式冷柜裸露的冷凝管上，抠一些凝霜捏成冰块，交给王艳攥在手心或敷在脸上降温。
这种举动，是懵懂中的蒲素为数不多、能够想到的对女生示好之举。每当看到敷在王艳脸上的冰块，渐渐消融化做水滴从她脸上滑落，蒲素就很满足。
只是很快，哪怕蒲素再不情愿，原本两人以乒乓球切磋为名建立的频繁来往，随着夏天的结束只能戛然而止。
两人因为不在一个学校，之后虽然有过几次上学途中偶遇，只是大多时候彼此身边都有同学，只能当做陌生人般擦身而过，这让蒲素很是苦恼。
直到那年年底，接近元旦的那几天......
蒲素集邮，所以每到新邮品发行的日子，他会带上集邮卡从终点站曙光电影院坐公交车，到邮政总局购买新发邮品。
这一年，在邮政总局他发现了一个短暂商机。
南州市是座拥有很多高校的省会城市。八十年代每逢元旦新年，亲朋之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流行相互寄送明信片。
亲友同学之间彼此写一些祝福的话语在精美的明信片上，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算是既时髦又有面子的联络方式。
只是当年大家都不宽裕，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城里的学生父母都是拿的死工资，而那些鱼跃龙门从偏远山区考进大学的寒门学子，则更是入不敷出。
动辄两三元一套的明信片很多学生都负担不起。
于是就催生了一个短暂的行业——有人在新华书店买来成套明信片，在邮政总局门口拆开卖。
去买邮票的蒲素敏锐发现了这一商机，他拿出积攒下来的零花钱，果断钻进新华书店柜台，挤进攒动的人群购入了两套明信片。而后在相距几百米，只隔着一条马路的邮政总局门口开始叫卖。
1986年的新华书店里，一套《插花艺术》新华书店售价两元八。但这套明信片中有一张“金急雨”格外好看，碰到出手大方的女大学生单张就能卖到一元。一套明信片十张，其他九张拆开卖四角五角一张，利润也是相当可观。
出乎蒲素预料的是，自己明明刚刚入行，却无师自通把这买卖做的得心应手。必须不停地跑到新华书店去“进货”，再折返零售。
这天中午，上学路上蒲素正好看到王艳也是独自去上学，在得知她下午三点就放学后，蒲素对王艳发出了邀请：
“那你放学后到曙光电影院车站，我带你去市里。”
于是，之后几天的邮政总局门口每到下午，总是出现两个小小的身影。高个的女孩背着两个书包，站在栏杆那里看着另一个瘦小的男孩，在人流里灵巧的钻进钻出、穿梭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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