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吃过很久，该是家家户户上床入睡的时候。郭淑玉来帮沈清脱去衣服，带他去床上。
“妈妈，我这里痛。”沈清站在母亲郭淑玉面前，抬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
“怎么了，让妈看看。”郭淑玉坐到床沿上，扒拉着儿子的头发，检查着儿子指点的位置。
父亲沈学良就坐在旁边的桌子上，伏在煤油灯下看书写字。他应该是听见儿子说话的，但表现得无动于衷。
郭淑玉看一下，吓一跳说：“这么大一个包，怎么来的？你又跟别人打架了吗？”
“没有打架，是他……。”沈清怯怯地转头望一眼父亲，他竟然没敢把爸爸两个字说出来。
沈清还记得上午的情形。他坐在教室最前排正中的位置，面前摊开的是一张语文测验试卷。父亲沈学良当时就坐在他面前的讲台上。
同学们大多都早早交卷出去了，教室里只剩了六七个人，还在绞尽脑汁的写答案，沈清也是其中的一个。这时候还没有交卷，显示出他们是最笨的人。教室门口围着几个学生在看热闹，幸灾乐祸的偷笑着。
难住沈清的是一道填空题，要求写出带提手偏旁的几个汉字。沈清本来觉得有几个字就在脑门口打转，要不是父亲死死盯着他，他肯定早想出来了。
可父亲偏偏只盯紧了他。沈清能够通过父亲呼出的气息，感受到父亲的不耐烦情绪。他知道自己的迟钝，惹得父亲不高兴了，越发紧张得脑子里一片空白。铅笔停在试卷上方，跃跃欲试着，就是落不下去，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终于，父亲的怒火被点燃，他一言不发，举起手里攥着的一根木尺，照着沈清脑袋就是重重一下。那一刻，沈清终于灵光一闪，强忍疼痛、含着眼泪，立即在试卷上写下一个“打”字。
“看来还是，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父亲冷冷说。他很信奉这句话，因为这几乎是他的口头禅了。
沈清今年正式上了小学一年级，尽管年纪太小了一点，他才四岁。他是班上最小的学生，最大的都已经十二岁了。人家坐着都比他站着高。
沈清这么早就当上了学生，全是托了父亲的关系，父亲刚刚当上了村里的小学老师。父亲一上任，就把沈清安排到了他的一年级班上。为了给儿子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特意把儿子安排在前排正中的位置。那一定是接受课堂知识的“黄金座位”，别的孩子是想坐都坐不到的。
村里的学校，之前停办过一阵子，供给了从镇上来的“知识青年”当宿舍。沈清还跑去看过他们，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个个长相漂亮极了。
今年学校突然重新开办，一下子急需授课老师。大家很自然就想到了村里的“才子”沈学良。村干部的推荐很快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沈学良一夜间从一个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的一员。
当上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沈学良很开心，虽然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生金流油的职业，至少不必站在田地里风吹雨淋。沈学良很珍惜这个机会，在这个岗位上表现相当突出。他除了当班主任教语文，还教音乐、体育和美术。学校的文艺宣传队、体育竞技队，都是他来组织训练。很显然，他干教师这一行，远比他当农民更出色。
当初沈清被父亲带着去上学的时候，沈清是很开心的。看见校园里那么多人，心想一定比家里更好玩。但是不出两个月，他就开始后悔了，终于发现读书可不是一件好事情。他发现在读书的问题上，特别容易惹父亲生气。而父亲一生起气来，就会发疯。
沈学良是很容易生气发疯的，有一件事情能够充分的说明这一点。
沈学良高中毕业后，是在生产队的养殖场喂猪。一天，是沈学良当值，有一头怀了孕的母猪怎么都不肯进食。沈学良的火爆脾气立刻蹿上脑顶，他抄起一根粗棍，就往母猪身上一顿猛戳。
要有多恼怒，才会使那么大的劲啊。母猪痛得蹦跳起来，尖叫着在猪圈里绕一个圈，寻找躲藏的地方。最后慌不择路，纵身一跃，企图翻越猪栏，夺路逃命。
猪栏门就是一排有着间隔的木桩，不幸那头母猪“轻功”太浅，没能越过木桩，却掉下去紧紧卡在了木桩间隔之中。
母猪的尖叫响彻云霄，虽然它叫出的是猪族语言，但也能听懂是在拼命呼喊“救命”。
沈学良一时害怕起来，赶紧丢了木棍帮忙，希望把母猪从间隔里抬出来。那可是一头二百多斤体重的母猪，还怀了孕。沈学良费了吃奶的力，不但不见成效，反让母猪一顿挣扎，越陷越深。
沈学良很快就看见母猪下体流出了鲜血，它原本鼓胀的肚皮被木桩夹得变了形。学过医的沈学良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不止是几头未出世小猪崽的问题，母猪本身都很可能性命不保。
这可是生产队集体财产，要承担的后果，光是想想就头皮发麻。
沈学良什么也不顾了，当即丢下母猪，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就逃出家门、远走他乡。后来辗转进入一个偏远伐木林场，当了几年的伐木工人。他的肩膀一直有一块脱皮露肉的伤痕，形如犁田牛颈上那块伤疤，就是当年扛抬树木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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