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法正离开之后，刘禅便在思索如何对付世家。
要想彻底解决世家之患，那自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起码在现在天下未一统的他的手上完成不了。
既然无法彻底解决，那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笼络与打压。
或者说
将不听话的世家剿灭，扶持一批新的利益集团，取代原来的世家。
这扶持的利益集团，自然比原来的世家更听他的话。
至于日后的事情，日后再说。
此时，刘禅想起了后世李世民的《氏族志》。
《氏族志》并不是李世民独创的东西，实际上从魏晋时期形成门阀政治制度开始，类似的东西便层出不穷。
由于魏晋时期形成了门阀政治制度，各个门阀家族在九品中正制的指导下勘定品级，并且具有对应品级的政治特权，所以门阀士族成为了魏晋南北朝的特权阶层。
于是他们成为了国家和朝廷的中坚力量，控制着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土地和教育等各种资源，也成为了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源所在。
《氏族志》之类的东西，便是勘定门阀士族权势、地位的标准，也是他们瓜分国家资源，形成统治集团的基础。
到了隋唐时期，门阀士族的力量空前强大，形成了以崔、卢、郑、李、王等五姓七宗为首的门阀集团。
这些门阀集团都是来自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在地方上蟠根错节，可谓是根深蒂固。
这些门阀家族互相之间通过通婚等方式形成了共有的利益链，在朝廷政治中互相支持，成为主导国家朝政的重要政治力量。
他们对国家资源的垄断不仅仅让家族利益越来越庞大，也成为了社会的毒瘤，阻碍着国家的发展。
实际上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短命王朝频繁出现的历史周期律，便是因为门阀士族统治国家引发固有危机的结果。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也因此想出了各种办法，重新勘定《氏族志》便是其中一种。
李世民想要打破门阀政治的历史周期律，这在他之前的很多皇帝都试过，其中最为着名的便是隋炀帝杨广。
但杨广的结局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以至于连国家都被搞崩溃了。
李世民不想步杨广的后尘，他选择了从勘定《氏族志》出发的。这个办法本来是国家建立之初题中应有之意的，但李世民命高士廉勘定《氏族志》却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
这个想法对唐朝政治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从李世民对《氏族志》修改的要求看，显然是有着更深的政治目的。
当时唐朝继承的是隋朝的江山，虽然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洗礼，但国家的政治架构并没有改变。
从政治体系上看，关陇贵族门阀、山东世家各族，江南士族集团依旧是最大的三个门阀集团。
他们在国家政治体系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控制着大部分的国家资源，各种关系和利益链盘根错节，隐隐的操纵着国家政治的走向。
李唐皇族虽然是皇家，在地位上非常尊崇，但从实际控制的国家资源上看，也是远远不如这三大门阀集团的。
而作为这三大集团领头的五姓七宗，其控制的国家资源更是不计其数，势力上非常的庞大。
这些势力一旦出现了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会危及到国家的兴衰，所以历朝历代皇帝对这些家族都不放心。
从魏晋南北朝的经验来看，皇帝对于门阀家族要么是笼络，要么是削弱瓦解。
继续笼络这些门阀家族，只是饮鸩止渴而已，这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有过很多例子。
北魏孝文帝拓跋弘为了笼络门阀士族，将“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定为后族四姓，但最终也没能延长北魏的国祚。
反而在北魏出现危机时，这些门阀士族成为积极瓜分国家资源的代表，加速了国家的分裂和灭亡。
削弱和打压门阀士族的皇帝就更多了，距离唐朝最近的便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组织了开通京杭大运河，三次征伐高句丽，都是大规模的调用山东门阀和关陇贵族的资源，希望能够对这些门阀士族进行削弱。
这也最终导致了隋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各大门阀集团推波助澜，隋朝便在内战中灭亡。
以李世民的性格不可能笼络门阀集团，他知道这些门阀集团是不可信任的，是贪婪无耻的，再怎么笼络对国家也没有益处。
刘禅自然也是这么想的。
所谓士族，都是国之蠹虫，进步性太少，基本上都是负面的。
在玄武门之变中，大部分的高门大阀都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支持李世民的只是部分中小门阀。
李世民也不会像杨广那样强行瞎搞，隋朝灭亡的前车之鉴不能不引以为戒。
借着勘定《氏族志》机会对门阀士族的地位进行调整，削弱这些高门大阀的力量，瓦解他们的政治同盟，降低他们对国家的影响力，这便是李世民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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