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也想过，让长宁卫的扮作倭寇，直接烧了蔡员外的庄子。
但是一名乡居的致仕官员被杀，这可就不是小事情了，就算是被“倭寇”杀的，官府也要做好详细的调查，绝对不可能草草结案的。
一旦露出马脚查到了长宁卫头上，那不造反也要造反了。
更何况林默珺也未必会同意这么做。
带领卫所士兵杀大明乡绅，和带领船队劫掠走私海商，这可是完全不同的。
苏泽叹了口气，归根到底，还是陆权和海权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让他还没办法动用海上的力量。
陆权国家的运行逻辑，和海权国家的运行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无论是什么政治体制，陆权追求的是政治上的“安全感”。
陆权扩张需要的是安全感，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是为了安全感，禁海也是为了安全感。
占领每一处关隘，占领每一座城市，要不是行政技术和通讯技术达不到，陆权国家甚至想要管理每一寸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所有民众。
林默珺可以假扮倭寇，在海上兴风作浪，可是一旦上岸就不一样了，那就等于挑衅整个帝国的安全感。
如今大明朝廷调集了全国东南的物资，调集了全国半数精兵，来清剿上岸的倭寇，就是因为这些倭寇攻占城市杀害百姓，严重威胁到了帝国的稳定，最终这场倭乱还是被平定了。
苏泽可没有挑战整个明帝国军事实力的想法，要知道嘉靖年明军虽然烂，但是也没到自己区区几百人就能击败的地步。
如果真的烂成这个样子，那嘉靖就应该找棵老歪脖子树上吊算了。
陆权追求的是极致的控制力，而通过层层搜刮上来的财富，也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维持帝国稳定的开支。
稳定，才是最重要的，挑战帝国秩序的行为是要被严厉镇压的。
当帝国控制力下降，或者帝国失去了统治权威，那就是帝国土崩瓦解的时候了。
但是海权的逻辑完全不同。
大洋茫茫，不可能控制海上所有的区域。
甚至控制一条航线都是无法做到的。
就像是葡萄牙人，想要控制东方香料的航线，可是依然有很大一部分的香料在奥斯曼人的走私下进入欧洲，这么多年来完全没办法垄断香料销售。
南美航线也是这样，西班牙建立了殖民地，但是也无法阻挡英国人和荷兰人撬他的墙角。
海权重视的是影响力，通过控制一个个节点，编织起来一张网络，海权国家算的更多的是收益。
维持统治的投入是多少，镇压反叛的追加投资是多少，占领这个地区的收益是多少。
这也是为什么二战后的英国，可以如此果断的放弃印度统治。
固然有美苏的力量介入，但是也不可否认的说，当时甘地的斗争运动已经让英国在印度殖民的成本大于收益了。
作为一个大陆权国家，很难想象这种随便放弃领土的行为。
但是在海权国家，这种事情却是很正常的。
殖民是来赚钱的，又不是来撒钱的。
赚不到钱，自然就要撤资了。
总而言之，陆上有路上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规矩。
除了王朝末年秩序完全崩溃，在嘉靖三十三年这样的时候，匪盗都是规矩最大的组织。
城里那些家族的庄子不能劫，那些人家的族人不能绑票，这些都是要牢牢记住的。
不过就算不动用长宁卫的人，苏泽也有的是办法对付蔡家人。
飞虎赌坊的人几乎都被抓进了牢房里，而赌档掌柜蔡帮壮关进了县衙大牢不到两天，就全身高烧被陈叔飞让家人抬了回去。
蔡帮壮回家当夜就一命呜呼，家里人到县衙提告，却被告知当日在赌档打架的，都是外县来南平县的“流盗”。
蔡帮壮的家人自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可是咱大明也是法治社会，做事也要讲究证据的。
当日在赌坊的赌客都一哄而散，根本不可能出来作证。
被抓进大牢的赌坊成员，也都说不出到底得罪了谁。
甚至当时到底是谁先动的手，这些人也都说不清楚。
赌坊本来就是不合法的，一个不合法的赌坊的掌柜的，死了就死了，将状纸发回蔡家人，并且让衙役恐吓他们，不允许继续再告。
让蔡员外难受的是，赌坊的事情还只是一个开始。
蔡家一下子接到了大量的拘票。
蔡家几个负责出门采买的管事的，这几天都拿到了县衙的拘票，有人状告他们采生折割。
采生折割可是凌迟的大罪，自然要先拘进牢房关押着。
蔡员外让人去打听，发现状告他家管事的都是养济院的孩子。
这些孩童向官府状告，说他们的兄弟姐妹被蔡府的管事拐卖，还有不少旁证，说看到蔡府的管事和这些孩子搭话，还带着一些孩子离开。
“岂有此理！白知县还懂不懂大明律！这些流浪孩童的状告也受理？”
蔡员外是个白胖的老者，长期的养尊处优并不能看出他的确切年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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