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蒙哥在忽必烈南征大理回来之后，便以藩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的罪名，解除忽必烈所有军权，派自己的亲信阿兰达儿带队前来理算（检查核算）汉地，并允许使者对除史天泽、刘黑马二人之外的所有汉地官员都握有生杀大权，同时在忽必烈的封地汉中开展钩考（考核），主要钩考的人员就是忽必烈所设置的经略司和宣抚司等机构内的所有官员。
面对这种情况，忽必烈急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看着焦急不已的忽必烈，姚枢洞若观火，开口说道：“可汗既是君主，也是兄长；大王既是臣子，也是弟弟；大王久离都城在外，本久容易受到猜忌，当务之急是要先洗清嫌疑，让可汗不再对您产生疑心。”
这一番话可谓是说到了忽必烈的心坎里，于是忽必烈急忙追问该如何做，姚枢建议他主动回京，并将妻子和世子都送往和林为质，以此来打消蒙哥的戒备。
听完他的话，忽必烈有些迟疑，毕竟帝王之心不可测，一旦有啥变故，老婆孩子可就都没了。
但阿兰达儿可不管忽必烈怎么想，刚刚到任便将负责课税的汉官马亨逮捕，虽然到最后没查出他贪污的证据，但是也没放人，反而将查探的范围笼罩到整个王府所有人的头上。
事情迫在眉睫，已经容不得忽必烈再犹豫了，于是第二天姚枢再次劝谏时，忽必烈断然答道：“从汝！从汝！”
十一月，忽必烈携全部家眷入京，蒙哥设宴招待他，忽必烈倒满一杯酒，站起身来走到蒙哥身边，一言不发地举杯敬酒，而后恭恭敬敬地回到了座位上，但他却没有坐下，反而再次将酒斟满，重复之前的动作，走到蒙哥身边敬酒，等到他第三次上前时，蒙哥终于心软，想起了兄弟之间的情谊，不禁潸然泪下，拦住了忽必烈，兄弟二人紧紧相拥，冰释前嫌。
宴会过后，蒙哥下令撤销钩考局，但却仍然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同时将他所设立的经略司和宣抚司等机构尽皆撤销。
忽必烈本人则以腿脚不好，需要静养为由，回到位于和林的府中赋闲在家。
此时的忽必烈心情十分郁闷，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一心为国，却要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好在还有刘秉忠、姚枢等人陪伴着他，为他答疑解惑，在萨迦·班智达去世后继任为新任班智达的八思巴也经常来他的府中与他交流，传授佛法。
忽必烈，别急，厚积才能薄发，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与此时意志略显消沉的忽必烈不同，负责西域的旭烈兀此时称得上是风光无限。
在蒙哥即位后的第二年，为了彻底征服波斯地区，扩大蒙古帝国的地盘，蒙哥下令以旭烈兀为帅，怯的不花为先锋，开启第三次西征。
兵员方面则将波斯境内所有军队尽皆调拨给他，又从左右手诸王麾下的军队中，每十人中抽调两人随军出战，还在汉地之中选调一支由火炮手、火焰放射手及弩手组成的千人队偕行。
公元1252年秋，怯的不花作为先锋率领一万两千人出发，提前去波斯地区整备那里的蒙古军队并探查敌情。
1253年十月初九，旭烈兀终于将征调来的所有军队整备完毕，而后率主力出发，正式拉开了蒙古第三次西征的序幕。
由于队伍过于庞大，加上路途遥远，大军整整走了两年才抵达撒马尔罕，由于天气寒冷加上大雪封路，旭烈兀不得不下令大军原地过冬，待开春之后再渡过阿姆河继续进发，同时他还趁这个时间向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诸多公爵们发去调令，征召他们率领军队前来助战。
此时的波斯地区有三个国家保持独立，一个叫木剌夷国；一个是雄踞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又被称为黑衣大食；最后一个则是叙利亚国。
这三个国家都非常有意思，我们首先来讲一讲蒙古大军此行要面对的第一个敌人——木剌夷国。
木剌夷这个名字是汉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异端”，西方称呼他们为“阿萨辛派”，是正统伊斯兰教派对于其分支教派亦思马因派的称呼，这个亦思马因派本是伊斯兰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因为这个教派的人都是一些极端分子，崇尚血腥与暴力，而且特别热衷于培养刺客去刺杀他国的领导人，所以不被正统伊斯兰教所认可，便给了他们这么一个称呼。
也正因为如此，木剌夷国又被称为刺客之国，现在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游戏叫做《刺客信条》，就是以这个国家为原型来设计的。
在当时的欧洲及中西亚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提到他们时都会谈之色变，他们这个国家不生产、不耕种，国家的支柱产业就是抢劫商队、勒索邻国，至于暗杀他国领导人，更是家常便饭，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元首），中西亚霸主塞尔柱帝国的元首都曾死于他们的手中，甚至连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和埃及君主萨拉丁都险些丧命。
为了培养出最为优秀的刺客，木剌夷国的统治者们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统治者和教派领袖都是同一批人，他们自称为“知秘者”，然后在全国范围内选拔12~20岁的男孩们作为培养对象，并将他们带到一个封闭的集中营中训练，训练的第一个科目就是让他们手刃自己的父亲兄弟，以锻炼他们残忍的心性，在经过不断的训练之后活下来的人，则被称为“菲达伊”，意思是奉献生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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