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兴自知理亏，也没办法去追究刘整的责任，但刘整身为一个“北军”却如此猖狂，也让俞兴对他的印象更加恶劣，二人就此结怨。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吕文德主动推荐俞兴担任四川制置使，而身在朝中的贾似道面对着“好哥们”的推荐，自然是大笔一挥，准了！
此时的刘整还抱有一丝侥幸，希望俞兴和吕文德能够以国事为重，暂时搁置与自己的私人恩怨，但事实证明他想多。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哪有搁置一说？
在俞兴到任之后，立即开始推行贾似道所创立的“打算法”。
所谓“打算法”，名义上是核实战时的军费支出情况，实际上就是以此为借口，打击那些不愿意归附于自己的将领。
在负责“打算法”审查的官员入营查账时，跟自己一条战线的自然万事大吉，但若是跟自己有仇怨的将领，就会把他们作战或训练时所支取的钱粮、经费、军饷都仔细查阅一遍。
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要有人愿意刨根问底，就没有任何一个将领是干净的，哪怕是最清廉的将领也有吃“空饷”养活自己家丁的情况，因为在打仗之时，临时招募的士兵战斗力其实很弱，大多是担任炮灰的角色，武将们的家丁往往才是作战的主力，负责担任斥候、先锋、突击队等重要岗位，同时也负责担任将领的亲兵和执法队的角色，他们才算得上是职业军人，但他们却并不效忠于皇帝，而是效忠于武将本人，所以他们的武器、盔甲、医疗、日常训练等等都由武将自己来负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仅凭武将那点微薄的收入，根本养活不了他们，所以大部分的领军武将都会虚报一部分“空饷”来养活他们，朝中各级官员对此也都心知肚明，只不过从来不拿到明面上来说罢了。
但这只是一般的情况，若是有心人执意要查，那私养甲士、贪墨军饷定然是重罪，轻则贬官流放，重则下狱杀头。
而俞兴刚刚到任便推行“打算法“，并且立即派遣官员前往泸州，其中的目的不言而喻。
但刘整却依然还想再挣扎一下，他派亲信带着重金前去贿赂俞兴，却被俞兴赶了出来；于是他又命人前往江陵，去向俞兴的母亲行贿，希望她能替自己说说好话，但俞兴依旧不为所动。
到了这时候，刘整再不醒悟那就是傻了。
吕文德和俞兴这是准备把自己送上断头台啊！
但他身为一个“北军“，在朝中毫无根基，想向上伸冤都没有门路，不过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他还是派使者带着自己的书信去了都城临安，希望能够直达天听，引起宋理宗的重视，让皇帝替自己伸冤。
可没过多久，使者便传回了消息，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曹士雄与向士壁已死于“打算法“之下，自己的老上司李曾伯也被解甲归田。
刘整这时才悲哀地发现，偌大的南宋朝廷，竟已然没有自己这一介武夫的容身之地。
他娘的！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天大地大，又不是你南宋朝廷一家独大！
你想干掉老子，老子还不伺候你了呢！
公元1261年六月，南宋泸州守将刘整因为受到吕文德及俞兴等人的排挤与忌陷，自身难保之下率泸州及所属的十五郡、百姓三十万户投降元朝，忽必烈闻讯大喜，任命他为夔府行省兼安抚使。
消息传回临安后，宋理宗勃然大怒，命俞兴率军讨伐刘整，刘整则背水一战，将家产尽皆分发给麾下兵卒，经过数日激战彻底击溃俞兴所率的宋军。
公元1262年，刘整以降将的身份前往北方朝见忽必烈，忽必烈授任他为行中书省于成都路、潼川路，仍兼都元帅一职，但这就引起了常年经略成都的汉军万户刘黑马一系的不满，此时刘黑马虽死，但成都却一直被他的儿子刘元振所控制，刘整的出现无疑是破坏了成都的政治局势。
刘整深知其中利害，也自知刚入元庭，不宜树立政敌，更何况自己投降元朝，当时还未去世的刘黑马便是自己与元庭的中间人，自己若是贸然接受了这一职位，无疑会落下一个忘恩负义的名声，遂坚辞不受。忽必烈见他态度坚决，于是改任其为潼川都元帅，刘整这才拜谢皇恩，接受了官符印信。
1263年五月，南宋朝廷派大将高达、温和率军进攻成都，刘整奉命前往驰援，宋军听闻 “赛存孝“至，急忙撤退，而后改向潼川方向进攻。
但潼川乃是刘整的防区，他自然不愿让宋军入境，于是又率军回返，于锦江大败宋军，斩首千余。
至元四年（1267年），刘整再次前往大都面圣，忽必烈向他询问对于征伐南宋的意见，刘整遂献策——“欲灭南宋，必先取襄阳”。
在此之前，蒙古人若想南下，基本都以四川为主攻方向，而荆襄与两淮多为牵制宋军之用。
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毕竟不管是两淮还是荆襄，都是水系发达的地域，而蒙古人不擅长水战，自然不会‘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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