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了吕文德的同意后，元军大喜过望，急忙在襄阳城东南的鹿门山修筑了一座土城，外通互市，内筑堡壁，以阻宋军南、北之援。
此时的襄阳守将乃是吕文德的六弟吕文焕，在见到元军的举动后，大为震惊，急忙派人去鄂州送信，希望能够劝说吕文德，但却被陈文彬私自拦下他的信件，并未让吕文德看到。
直到元军打着‘榷场’旗号的鹿门山堡垒修建完毕，吕文焕也没能收到回信，他只好命令手下将士加强防御，增派人手密切关注那里的动静。
但还没等吕文焕喘口气，元军又开始在东北侧的白河口修建另一座土城，并命名为白鹤城，此城若是修筑完毕，那么将彻底控制白河、汉水及陆路交通，使得襄阳变成一座孤城。
吕文焕毕竟只是一员武将，若是贸然出击，说不定便会被朝中的主和派扣上一顶“破坏和谈”的大帽子，于是只好再次写信送往吕文德处，陈述其中利害，希望吕文德可以出面制止此事。
不过这第二封信，却再一次被陈文彬藏匿起来，未曾交到吕文德手上。
于是在吕文焕的望眼欲穿中，白鹤城也被元军修筑完毕。
但吕文焕没想到的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此之后，元军又在城西与城南修筑栅栏，切断了宋军东路，而后又于迎旭门外的汉水中垒筑高台用来遏制南宋水军，彻底断绝了襄阳城所有的外部援助。
这下吕文焕彻底坐不住了，他决定不等吕文德的回信，主动出击。但元军大势已成，仅凭他一城之力，根本无法突破元军的封锁，于是吕文焕只好退回城内，派亲信夜里出城前往吕文德处求援。
这回吕文德顺利接到了他的求救信，可他却认为襄阳城坚粮多，即便是让元军正面攻城，没有数年苦战也难以攻下，所以对于吕文焕的求援不以为然，反而回信训斥了他一顿，认为他有妄言邀功之举。
至正五年七月（1268年），刘整被提拔为都元帅。
此时在宋元前线领军的元军主将乃是都元帅阿术，其父兀良合台在忽必烈于开平即位后便回到朝中，并主动卸掉了所有军职，于是忽必烈便命其子阿术接任。
在刘整到任后，二人便成为了对宋作战的最高长官，共同执掌前线军权，但刘整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于是事事皆要主动与阿术商议，得到对方的首肯之后再传令下去。
阿术自幼便随兀良合台征战，对于戎马之事很有见地，并未因刘整是汉人而轻视他，反而很尊重他的意见，这让刘整内心的压力也缓解了不少，可以更加肆意地挥洒自己在军事上的天赋。
八月，刘整下令关闭白鹤城与鹿门山两处榷场，并禁止任何宋人进入，断绝了外界前往襄阳的粮道，切断了其与汉东地区的联系。
九月，阿术与刘整共同率军五万进攻襄阳，经过吕文焕的坚决抵抗，未能破城，遂转而袭击沿江诸郡，掳获百姓八万。
此时，吕文德才醒悟过来，回想自己之前的举措追悔莫及，叹息道：“误国家者，我也！”
但为时已晚，襄樊二城已经彻底沦为孤城，不仅陆上被围的水泄不通，连水上也无法通行。
可襄阳的地理位置太过重要，一旦丢失将会导致前沿防线彻底崩溃，于是吕文德便命自己的同乡夏贵率军前往救援，行至虎尾洲，被埋伏于此的元军击溃。
吕文德闻讯之后又令女婿范文虎调集兵马再次增援，范文虎沿汉水前进，于灌子滩被刘整击败，范文虎只身乘小船逃得一命，随军士兵溺死者极多。
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派史天泽与驸马忽剌前往襄樊督军，史天泽仔细观察地势后，决定采取‘困城之计’，选取要害之地修筑堡垒，并修筑一字城墙将各处相连，并新建一座新城于汉江之西，完成了对于襄樊二城的合围。
同年六月，宋将唐永坚又一次率军救援襄阳，被刘整设计生擒。
十一月末，吕文德致仕，宋理宗封其为“少师”，改授卫国公，但他却因为对自己在襄樊守城战时犯下的错深感内疚，由此引发了背疽，于十二月二日在家中去世，谥号“忠武”。
而继任他担任京湖制置大使一职的，则是名将李庭芝。
此人曾追随孟珙作战多年，军事能力较强，但范文虎却担心他的到来会影响到自己在军中的地位，于是便急忙派人送信给贾似道，信中说道：“我只需要几万精兵进攻襄阳，一战即可破敌取胜，此前之败乃是因为将令不明罢了，如果不让我听命于京湖制置使自由发挥的话，事成之后的功劳都归公于恩相。”
范文虎毕竟是吕文德的女婿，多年来也素有军功，对于他的话贾似道信以为真，同时也担心李庭芝统领军权之后脱离自己的掌控，于是便将战败仅四个月的范文虎升为福州观察使，让其继续统领本部兵马，与李庭芝互相制约。
李庭芝在到任之后，自知第一要务便是援救襄阳，可手中兵力不足，根本无法冲破元军的包围，于是便派人联系范文虎，希望他能带兵前来配合自己一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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