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焕的投降，让忽必烈如获至宝，不仅是因为他所驻守的襄阳乃是南宋的战略要地，更是因为吕氏家族在南宋军中的地位。
如今吕文德已死，吕文焕便是吕氏家族的掌权之人，而吕氏家族的兄弟子侄、部将故旧遍布于南宋军中，若是得吕文焕相助，攻宋之战将会更加顺畅。
至元十年（1273年）四月，吕文焕以降臣的身份前往大都朝见忽必烈，主动提出愿担任先锋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汉），忽必烈封他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并让他继续统领旧部，以安其心。
而就在襄阳失守的时候，远在临安的贾似道却在忙着纳妾，而这个小妾还是一个尼姑。
其实贾似道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能嗨一天算一天，因为此时的南宋，已经烂到了骨子里。
早在1266年，时任史馆检阅的黄震在轮对时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南宋的四大弊病：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所谓轮对，即“轮当面对”之意，是宋朝时特有的一种议政制度，选拔官员轮值上殿针对时事发表看法，分析利弊。）
其实这四大弊病，可谓是各朝各代的末期都会有的问题，但此时的南宋，相比于其他朝代，显得尤为无耻。
其实我认为，这四件事按照顺序可以这么排列：先是士大夫无耻，导致民穷，民穷则兵弱，兵弱则要纳岁贡，而岁贡取之国库，导致财匮。
按照这个顺序，我们来依次讲一下这四件事。
首先来讲第一点，士大夫无耻。
他们的无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内，二是对外。
对外的卑躬屈膝，厚颜无耻我们已经领教过了，贾似道、秦桧等人都是此中翘楚，此类事迹也数不胜数，我们不多赘述。主要来看一下对内。
对内的无耻主要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横征暴敛，二是兼并土地。
我们先看这些无耻的士大夫是如何横征暴敛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建立税收制度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要保证它的政府支出需要，可政府的支出时多时少，数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百姓作为“税源”，所缴纳的税收却是恒定的，这就导致了二者之间很难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如果是在平常的时节还好，百姓的收入可以在保证日常生活的前提下正常交税，甚至赶上年份好还能有些盈余。
可一旦赶上灾荒之年，百姓的收入可能就只够勉强活命或是勉强够交税。
但别忘了，灾荒可不仅仅只降临在中原，纵观赵宋王朝，边疆一直被强敌环伺，他们所处的位置都不是富裕之地，他们对于灾荒的的抵御能力远远比不上富裕的大宋王朝，毕竟中原遭灾还有江南，江南遭灾还有湖广，湖广遭灾还有川陕，哪怕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也总能糊弄过去。
可同样的情况之下，无论是辽、金、元、西夏还是大理、吐蕃，他们肯定就要闹粮荒了。
他们闹粮荒怎么办？能去草原里吃草么？还是能去沙漠里吃仙人掌？亦或者爬雪山上吞雪？
他们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向邻居要点粮食度过难关，但大部分邻居也都穷的要命，只有大宋占的地盘最好，粮食储备也最多，可大宋又不是慈善家，自己现在都勉强过日子，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将粮食送给别人。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抢了！
战争就是这么产生的。
但战争一旦爆发，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紧张，因为打仗是很费钱的，不仅是人吃马嚼的粮食，还是战时增发的饷银，亦或者是伤亡将士的抚恤，都是要花钱的，可国内现在正在遭灾，国库里收上来的钱连救济灾民都不够，哪有钱去打仗？
没办法，只能让百姓们忍一忍，从牙缝里再挤点钱交税了，毕竟打仗也是为了保家卫国，让百姓不受外敌的骚扰。
但打仗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经常一打就是好几年甚至几十年，渐渐地，这本来是临时征收的税变成了年年收，逐渐成为了一个固定的税。
终于，士大夫们不愿意继续再打下去了，毕竟天下的大部分财富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持续多年的战争让他们所蓄养的商队无法进行对外贸易，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战争岂是你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的？
当然不打也可以，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敌军正拿着大刀千里迢迢来跟邻居友好切磋，长途跋涉所耗费的钱粮可是个天文数字，现在你不想打了，可得赔偿我们的损失。
于是岁贡就又产生了。
但国库已经彻底没钱了，拿什么来赔偿？
没办法了，只能再加收点税了。
据不完全统计，南宋时期，百姓们除了要缴纳正常的夏、秋二税，身丁钱米，以及要服的差役之外，还要缴纳总制钱、田契钱、版账钱、卖纸钱、折估钱、免行钱、称提钱、月椿钱、纳醋钱等七十余种名目的赋税。
甚至老百姓若是想要打官司，连续两次败诉也要罚钱，你以为胜了就没事了？不不不，打赢了的也要缴纳欢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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