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他的这番话，忽必烈顿时眼前一亮。这不就是自己急需的人才么？
快把他带来见我！
就这样，卢世荣摇身一变，从一个靠行贿才能当上官的商人，成为了正二品的中书右丞。
卢世荣也不傻，他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上位，桑哥的推荐仅仅只占了一方面，他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决定一国中枢的人员任免；更深层的缘故则是因为当今的皇上急需人来处理如今极其糟糕的帝国财政情况。
既然知晓其中的缘由，办起事来自然也事半功倍。
在卢世荣上任的当日，他便下令中书省各级官员把手中的工作都放一放，将整治钞法列为了最优先的任务。
但我们刚才也说过，经济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以目前中书省这些官员的水平，让他们争权夺利，背后捅黑刀绝对是个顶个的好手，但是要是让他们跟那些财政数字打交道，他们估计用不了两天就得全员自闭了。
所以，在卢世荣上任的第二天，他便和安童联合上书，请求忽必烈下旨重新启用一批被革职查办的阿合马党人。
忽必烈本来就对阿合马党人没有那么反感，如今见卢世荣恰好需要这些专业人才的帮助，索性便让他自己按照要求去挑选，对于他选中的人尽皆赦免。
忽必烈如此的支持力度，可以说是让卢世荣免除了所有的后顾之忧，但也能够从侧面看出，如今大元朝廷的财政危机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在经过了一番仔细谋划之后，卢世荣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财政改革。
由于他本就是商人出身，所以他非常清楚，经过阿合马的多番折腾，百姓们手里已经没有钱了，所有的钱都掌握在各地的豪门官绅手中，所以他便将目光投向了这些人，准备用他们的钱来渡过元廷的财政危机。
首先，他提议在泉州、杭州都设置市传播都转运司，禁止民间私自进行海上贸易，所有的海船都由官府负责制造和监管使用，所贩卖的商品也由官府给予本金，然后招募商人前来经营，所得利益七三分账，官府占七成，商人占三成。
其次，他又设立了诸路常平盐铁坑冶都转运司，禁止民间的豪强大户们霸占铁矿，所有关于提炼、冶铁、铸造等事务皆收归官府，铸造出来的铁器物品亦由官府售卖，所得盈利上缴国库。
第三，在诸路设常平盐司，售卖平价盐，并着令各地官府严惩私盐贩子。
第四，在诸路成立平准周急库，以官方的名义向百姓们放贷，以免他们去向豪绅们借高利贷，从而导致人口和土地的流失，无法为国家纳税。
第五，建议在上都等路设置群牧都转运司，由官府出面招募一批“职业牧民”，并购买布匹绸缎、盐铁器具等物，去草原上和牧民们进行以物易物，所得的牛、马、羊、骆驼等牲畜尽皆交给这些“职业牧民”们来驯养，所得的皮毛、肉、奶、角等物除了供给皇室和军用外，其余的都运回中原销售，换成金银后与“职业牧民”们再行分账，其中官府拿八成，“职业牧民”们拿两成。
第六，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市易司，负责管理牙侩（相当于‘黄牛’），并规定商货四十税一的税率，所得税款跟牙侩们四六分账，牙侩四，官府六。
第七，诏令诸路成立规措所，其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把各地贩卖平价盐和铸铁所得的钱财都用来收购粮食谷物，待价格达到顶点的时候卖出，赚取差价；最有意思的是，这些规措所内的各级官吏都不是从各地政府中抽调的，而是从商贾和百姓中选取出来的。
第八，禁止大都范围内的所有豪门大户门酿酒贩卖，由官府出面成立酿酒作坊，并自行酿酒贩卖；对于大都以外的其余地方，则是因为担心他们阳奉阴违，无法彻底落实这个政策，所以并没下令将酿酒作坊都收归国有，而是下旨命这些酿酒作坊增加税赋二十倍，若有不如数缴纳者，加倍重罚。
除此之外，为了稳定各地的因高额税赋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卢世荣经过冥思苦想，也颁布了许多与民有利的政策。
由于蒙古人十分重视信息的传递，所以自成吉思汗时期起，各代统治者都在不断的完善着驿传制度，这样就使得元代的驿传系统极为发达。
但高度发达的驿传系统背后，则是由无数的站户百姓们在苦苦支撑着，他们不仅要为各级驿站提供大批的粮草、财物、布匹等物资，还要不定时的派出家中为数不多的壮劳力去驿站里服徭役，这也使得百姓们的压力无比巨大，生活苦不堪言。
因为卢世荣是商人出身的缘故，再加上当官之后也一直在各地奔波，所以他经常会在驿站投宿休息，对于这些站户的痛苦深有感触，认为这些高额的税赋很容易会将百姓拖垮。
于是，他便下令，以后除非是传递重要信息的加急驿马，其余途径官员、来往使臣的饮食等事项，皆由官府支出，不得向站户百姓们进行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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