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忽必烈的态度，安童自然深有体会。
不过此刻的他，也已经心灰意冷了。在他至今度过的四十年岁月里，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他为这个国家付出了一切，却没有得到忽必烈的信任，反而连累整个中书省都名存实亡。
至元二十五年，安童见国家大事尽皆归于尚书省，中书省的职权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便多次上书请求交出中书省的大印，却被忽必烈所不准。
在忽必烈的眼里，你的去留应该由我来决定，难道你以为这个国家是你的么？连中书省丞相的职位你都能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那我岂不是太没有存在感了？
见多次请辞不成，安童也不再继续上书，反而将精力都投入到读书中去，天天在衙门里读书看报。
可见他不再坚持，忽必烈的逆反心理就又来了。
凭什么我一个大元帝国董事长天天累死累活的，你一个外聘的总经理却悠闲自在，那我要你何用？
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忽必烈下旨罢免了安童中书右丞相之位，着其掌管宿卫。
同年闰十月，中书省唯一保留的，对任命官员时颁发宣敕的权力也被划归到尚书省，中书省便彻底退出了大元帝国的权力中心。
成功将安童扳倒，自己独掌朝政之后，桑哥也没忘了自己的任务——搞钱。
不过由于他的能力属实是不算太强，相比于阿合马和卢世荣两个前辈还尚有不如，所以他决定将两个人所执行的策略互相结合一下，自己再拿过来使用。
不过非常不幸的是，他结合的是两人策略中的缺点。
下面我们来仔细见识一下他的“取短补长”四步法。
第一，改行钞法。
我们都知道，在阿合马的经济政策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滥发交钞，导致整个大元帝国通货膨胀极为严重。
而桑哥在上台之后，不仅没有想办法来控制这类行为，反而另外颁发了一种新的宝钞，被称为至元宝钞，并以一贯至元宝钞抵五贯中统宝钞的方式进行兑换。
可由于中统宝钞的市场流通性实在太大了，所以一时之间，市面上两种宝钞同时通行，这也就导致了纸币的额度再次激增，而金银货币的总值却没有变化，通货膨胀再次加剧，百姓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拘刷钱谷。
如果阿合马活着，我认为桑哥必须要叫他一声师傅，甚至跪地磕头再敬个茶也不为过。
因为这一条，桑哥也是学的阿合马。
在桑哥看来，天下没有不偷腥的猫，也没有不贪财的官员，所以在他上台之后，他便立即下令钩考中书省，并检核所有的账目信息。
不过我认为，他这一举动其实也有政治报复的意味在里面。
但不管是不是报复，这次钩考确实查出了一些问题，一共校验出了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折合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两），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两）。（昏钞，即破损的纸币）
这个结果让桑哥十分满意，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将时任中书参知政事的杨居宽和郭佑二人捉拿入狱。
之所以把他们二人搞下台，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二人是北方汉人官僚集团在朝中的代表人物。
桑哥虽然是依靠着国师胆巴起家的，但发迹之后却十分忌讳别人提这件事，反而转头便跟朝中的色目官员勾结在一起。
但北方汉官与色目官员在朝中本就是水火不容，再加上当初这些北方汉官们基本都加入了太子党，将桑哥一力推荐上去的卢世荣整垮了，所以桑哥一直视北方汉官们为眼中钉，肉中刺。
现如今有了这个报复的机会，桑哥自然不会放过。
可杨居宽和郭佑二人虽然被他捉拿入狱，但他却并没有办法定他们二人的罪。
因为杨居宽在中书省主要负责的是铨选官员，跟国库亏空根本不发生关系；而郭佑虽然负责掌管钱谷之事，可他刚刚上任才一年，这些陈年老账跟他也没啥直接关系。
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审讯杨居宽的时候，桑哥亲自到场，看着他大声问道：“对于国库亏空一事，你该怎么解释？”
杨居宽辩解道：“我管的是官员的选拔，钱谷之事与我无关！”
桑哥闻言勃然大怒，竟然命人开始狠狠抽打杨居宽的嘴巴，一边打一边骂道：“你管铨选是不假，但国库亏空不也是因为官员贪污吗？你还敢说跟你没有关系？”
在将杨居宽狠狠抽打了一番后，他又命人将其押入死牢，而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将郭佑也羞辱了一番，以此来报了他主审卢世荣一案之仇。
为了将北方汉官集团彻底击垮，桑哥最后甚至连理由也懒得找，直接请旨将二人杀掉。
这还不算完，在杨居宽二人死后，他依然不解恨，认为需要继续杀鸡儆猴。
在他的逼迫下，但凡曾经与卢世荣案有牵连的官员尽皆倒了血霉，御史中丞刘宣自杀，侍御史陈天祥被下狱，御史大夫门答占、侍御史程文海被罢黜，中书平章政事麦术丁、参议王巨济二人也被他以渎职罪革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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