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厉兵秣马，准备应对北虏南下。既然要开打了，君臣上下也将北朝改称惯用的北虏，不用客气了。
杨可世、姚平仲正率军清剿西夏不肯归降的残余，与最后一支成规模的西夏正规军激战于古骨龙城。
古骨龙城位于祁连山脉的山峡之中，群峰陡峭，山腰之上常年积雪不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宋军收复河湟，西夏甘肃军司便将一万精锐驻扎于此，据高临下，进可直击湟州、西宁，退可回河西腹地。
战八方狂飙突进，占领河西全境的速度太快，古骨龙城的守军根本来不及撤退，更何况，接下来不久西夏就亡了国，这支西夏军队便成了困守的孤军。
战八方接手河西，还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就收到辽人南下，河西之军随韩世忠北上的诏令。
收复古骨龙城的事情便落到了陇右都护府的身上。
杨可世、姚平仲招降不成，一商量，也懒得等他们困死，反正这支西夏军以骑兵为主，在高山深谷中也发挥不出优势，反倒成了致命的劣势，当下召集了两万善于山地战的步兵，又从银夏州借调了五千横山羌“步跋子”兵，直接攀山越岭，突袭该城。
但身处绝境的西夏孤军十分顽强，令宋军死伤惨重。
在付出近六千伤亡后，宋军终于破城而入。盛怒的杨可世下令屠城，不接受降卒，将一万余西夏将士近两万负赡杂兵民夫全部屠戮。
至此，西夏已再无成建制的军队。
翻阅辽史的普通人常常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辽国那么多座都城，而皇帝与重臣不是在打渔狩猎，就是在打渔狩猎的路上。
契丹立辽后，辽帝仍保持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此时，朝官随行，行帐为宫，称为捺钵，至圣宗时，四季捺钵定地成制，成为军国政事中心。
四时捺钵，即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占据了皇帝一年绝大多数时间，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军政中心便是马背车帐与四时捺钵，而上京、中京更多用于礼仪，接见南朝、西夏、高丽等外邦使者。
西夏被灭的消息传来时，天祚帝刚刚在庆州(元史作永州)西北五十里的伏虎林射了两个多月的虎鹿，正至庆州东南三十里的广平淀坐冬。
广平淀，东西长二十余里，南北宽十余里，积沙成平原，榆柳成林荫。
闻报后的天祚帝大为震怒，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枪下皆竖黑毡伞，卫士警戒于伞下。枪外为小毡帐，每帐五人，各执兵仗守卫。
毡车为营，硬寨为宫，贵戚为侍卫，武臣为宿卫，亲军为禁卫，百官为宿直，拱卫天祚帝安全。
牙帐既立，天祚帝立即召开南、北臣僚会议，商讨南朝灭西夏之事。
契丹立国后，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设北南枢密院，创立北南面官制，算是一国两制的先河。
这次辽国君臣意见出奇的一致，公主被俘，颜面大失，这让一向瞧不起南朝软蛋的契丹感受到了奇耻大辱，决心出兵狠狠教训一下开始变得不老实的南朝人，最好趁机占些地盘过来，让南朝人增加岁币。
这当然是辽国必须的借口，事实上，西夏被灭，平衡已破，南朝有了良种战马的来源，假以时日，必成大患。
而一向畏战的南朝人一朝咬人，居然在短时间内就吞了西夏，这自然让辽人生出了莫大的戒心。
北枢密院立即着手调兵遣将，西北路招讨使、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敌里领兵南下攻取原西夏黑水镇燕军司、原西夏黑山威福军司，以南京留守府所辖兵马为主力，又从上京调一万皮室军骑兵南下，由皇太叔、南京留守和鲁斡主持在白沟河北岸扎下连营。
十月十三，天祚帝以讨还成安公主，迎回仁爱世子为由，正式下诏，出兵攻打南朝。
自澶渊之盟，宋辽两国在和平多年以后，眼看又将再一次陷入血与火的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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