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赵东城吃了晚饭，想起找周顺昌说要地的事，就特意叮嘱王月琴：“我有点事出去一下，你把门虚掩上，别从里面锁了。”
王月琴没好气地说：“你整天不进家才好哩，不锁大门我害怕，你不会翻墙头吗？”
赵东城不再多言，出了大门，朝周顺昌家走去。
老村有两大姓，一姓赵，一姓周，姓周的人家约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巧玲就姓周，但和周顺昌不属于五属以内。
当初修铁路搬迁时，姓周的人家大多数都搬到了铁路西边。
周顺昌年轻的时候不得志，现在当了村支部书记，就觉得自己一下子高大了起来，连走路的姿势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要讲到他干得好不好，那得看评论者是谁，总的来说，村人们认为他干得很一般。
赵东城过了涵洞，一直往西走，周顺昌家在村子的西南角。
他一进大门，周顺昌家的狗就叫了起来。
周顺昌的小女儿今天回了娘家，她出来看看，就扭头冲屋里喊：“俺大，有人来啦。”
老一辈孩子都多，很皮，除了少数有点地位的人家的孩子，叫父母“爸，妈”外，大多数都喊“大，娘”，不像现在赵东城这一辈，孩子少了，都比较娇贵了，都喊“爸爸妈妈”了。
这样一来就有趣儿，同一个地区，甚至是同一个村庄，有喊“大，娘”的，有喊“爹，娘”的，有喊“爸，妈”的，还都不觉得别扭。
可见，人类的习俗是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尽管有时候并不是有意识的。
这时候周顺昌走出来了，赵东城看他戴了一顶鸭舌帽，瘦削的身体上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衣裳，脸色暗暗的。
他走过去：“叔在家呀，我有点事想跟你说说。”
周顺昌一摆手：“到屋里坐。”就先进屋了。
赵东城跟着进去，坐下后，他朝屋里四面看了看，墙壁上都贴满了报纸，后墙正中是一副山水中堂画，中间下部别一溜红色塑料牌。
赵东城明白那是代表证，出席证，委员证什么的，当支书的都少不了这些。
周顺昌对这些很看重，这是他身份的象征，他骄傲，他自豪，他底气充足豪情万丈无所畏惧。
日光灯发出灰白的光，堂屋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摆设，显得很空。
赵东城在靠西墙的联椅上坐下，正要说话，却听见周顺昌先说道：“那个事我知道了，赵东启跟我说了。
我想河北边的那一片地差不多应该有二、三十亩吧，真能要下来也是好事情，他们已经种了近二十年了。
以前咱们在那里种庄稼的时候，他们仗着地在他们那边，明抢暗偷，咱们种的庄稼几乎就等于是给他们种的，用过很多办法都没有用，防不胜防啊，后来就干脆不要了。
现在想再去要回来，人家不给是肯定的，这就是一件不可能办成的事情。
那些地属于你们六队，行政村不想揽这个事，你们想要回来，那你们就得自己想办法。”
赵东城知道周顺昌会这么说。
他把身子往前倾一倾，眼睛看着周顺昌，他想让支书看出他的诚意和决心。
他说：“我想要下来以后跟村里合伙办一家砖窑厂，以行政村的名义办，那里的土几仗深都不见砂礓，烧砖特别合适。”
周顺昌用手按了按裤兜，赵东城立刻后悔自己忘了带烟。
周顺昌把烟盒摸出来，丢给他一支，自己嘴上也刁了一支，他划跟火柴先给自己点着。
赵东城连忙过去，从他手里接过那根还在燃烧的火柴棍，站着把自己嘴上的烟点着。
他吸上一口，又退回去坐到联椅上。
周顺昌看看他，深吸了一口烟：“那地方办砖厂当然好，但问题是，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就说这办砖厂吧，你要说以私人的名义办还好，一跟公家和集体扯上茬就难办了，谁不知道现在行政村是个空架子，说出来的话谁听？
除非上边压着头的事情还有人干，其他的事情说了也白搭。
早些年谁不把一个大队干部终日敬着，现在翻了个个了，要推行个啥任务，兜里就得揣着烟，到谁家先递根烟，说话得像孙子一样，就这他还不尿你。
你还不能发脾气，动人家一手指头，就有人到上边去告你。
唉，扯远了！”
他站起来拿杯子倒茶，赵东城赶紧站起来，走过去帮他倒好了。
他坐下后想，周顺昌这话说得咋跟有些村民说得不一样呢？不过他也没有多想。
他顺着周顺昌的话说：“村里没有钱，就没有凝聚力，要是能想办法办个企业，有了集体经济，这个现象不就能改变了吗？”
“啥事都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赵启章干的时候，咱们村里就办过罗底厂，离现在没有几年，你也应该知道，为啥第二年就倒闭了？
这就是一个人心的问题！
现在的人都是各人顾各人，管它是谁的钱，自己得了空就往兜里装，合同也好，制度也罢，他都不管不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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