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布政使司，肤施县外
肤施是延安府的府治，后世的革命圣地正是此处，在隋唐时期，这里也曾是北方繁华所在，直到北宋时，作为边镇的延安，通过互市贸易，也聚集了不少人口。
但到了元代以后，整个北方的衰落已经不可扭转，包括延安在内的甘、陕西北地区逐渐凋敝下去。
但明代财政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此，逐渐凋敝的北方，却依旧要承担不低于，甚至超过江南的税收摊派。
原因很简单，因为北方离京师近啊，朝廷更容易直接盘剥，大部分皇庄、王庄，也主要位于北方。而且相较于北方各省，江南士绅错综复杂，在官场上势力庞大，大量士绅家庭可以借此逃避徭役、摊派。
而北方人民却只能在朝廷、地主、官绅的三重压迫下苦苦求存，更兼崇祯以后，加征三饷，由于朝廷对江南诸省的控制力实在有限，最后还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北方百姓买单。
赤地千里，易子而食，这是发生在崇祯年间活生生的现实。
而相较于其他北方地域，陕北环境条件更加恶劣，百姓的承受力更加有限，而且又作为边镇，民风尚武，许多边军将士同样饱受压迫，欠饷严重，作为农民起义的首发地，实在是天经地义。
事实上明末一半以上的农民义军都源自陕北，就此而言，历史上的明朝，亡于李、张的陕北农民军，可谓是报应不爽。
没有李自成，也会有刘自成、王自成，反抗压迫，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
但世事总不会永远遂人意，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战争，陕北先后成为了义军、官军以及破关劫掠的满清军队战场，青壮劳力几乎一扫而空，只留下十几万的老弱苟延残喘。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就是光复右军退入陕西后看到的景象，从榆林卫到肤施的数百里间，姜镶等人竟是连大的村落都没看见几个，成群的野狗在黄土高原的原野上游荡，只有孤零零的城池里，可能会有一两千残存的居民。
这里的情况比山西还要糟，说起来也是讽刺，恰恰是因为姜镶这一类善于倒戈的地方军阀，反而很大程度的保护了山西北部地区的元气，而面对官军进剿、清军入关的兵势面前，奋战到底，反复易手的陕西地区却快打成了白地。
大同军是在十数日前，从河曲、吴堡、孟门等地分批次渡过黄河，转入陕西，仗打到这个份上，清军也已经洞悉了明军的意图，但也没有太多办法。
此时重庆失陷的消息传了过来，四川自顾不暇，还有倾覆之危，而与陕西相邻的河南，想要支援也需要时间，尤其是晋西南的虞胤、韩昭宣抗清义军向南抢占了风陵渡，兵逼潼关。
而陕西本地，本来就没有多少人马可用，此时的清廷陕西总督名唤孟乔芳，是辽东时期就投了后金的老人，在涤荡西北，镇压汉、回抗清起义中立下战功，加衔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即使是在满清汉臣当中，也是能排进前十的重要人物，历史上，和之前被塔天宝所杀的江南总督张存仁并称清初能臣。
手下将领主要是陕西巡抚黄尔性，宁夏总兵刘芳名，虽说都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但奈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陕西地域凋敝，本就养不起太多兵，豪格、吴三桂南下四川后，就只在关中地区留下两三万绿营。
纵使如此，这两三万绿营，陕西本地都难以负担，民怨四起。
姜镶所部撤入陕北的大同军，约一万四千余众，加上榆林卫姜让所部数千，还有万练的起义军也有一万，合计近三万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补给问题。
虽说姜让的边镇卫所，总是有部分存量的，但到底不禁这三万人造啊。
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拿下关中，从西安府获取陕西地界为数不多的粮草，而后撑到南面官军打通四川。
这也是当初在肇庆，安排战略方向时，朱由榔坚决选择了先东后西的策略。
否则以此时川陕的经济水平，想学刘备那般北伐中原，根本不可能，只会饿死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川陕不重要，但可以预见的是，即使打下川陕，明廷也不会在这里屯驻太多军队，朱由榔的规划中，西北主要还是把骑兵搞好就行，规模不必太大，但得有。
山西方面，大同攻防战虽然已经结束，清军也拿下了大同，但这耽搁的二十多天，也足以让山西遍地狼烟，各路义军越滚越大，已经不是短期内能扑灭的了。
这为明军川陕攻略争取了时间。
光复延安府的战斗过程非常顺利，基本就没遇到什么抵抗，在府县之中，剩下的寥寥几千百姓冷漠目光中，进入城池。
但接下来的行动就没这么简单了。
原本驻守在宁夏的总兵刘芳名放弃了宁夏卫所，退入平凉府，为应对明军南下关中做准备。
陕西巡抚黄尔性则和孟乔芳一起，收缩凤翔、西安兵马，打算死守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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