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不能让清廷跑回辽东，或者草原！”
朱由榔在案前，看着手中奏章，决然拍案道
宿迁城内，由于县衙实在残破，怎么也不可能让九五至尊下榻，虽然朱由榔并不在乎这个，但不代表随行营而来的其他大臣不在乎。
最终是在城南找到了两家盐商大院，将中间的隔墙打通以后，就加上园林，有个几亩地的规模，勉强够天子和部分御前亲卫入住。
至于院子的主人，那肯定巴不得，若非朝廷制度不可能要，否则这些漕运沿岸的盐商，恨不得直接把自家大院全都献给皇帝，这和平时收税锱铢必较不同，能让天子下榻于自己府苑，是何等荣耀？又是何等政治资本？
事后挂一个牌匾，日后无论这宿迁知县、淮安知府是何人，哪里不得给三分薄面？
靠近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王夫之和一众随驾大臣，都住在大院外的街道两侧民房，大多也是从当地富户手中暂借，每日一早，随驾主要几个大臣都会跟着为首的王夫之入院，帮朱由榔打理奏章事务。
虽然朱由榔恢复了宰执制度，但皇帝的权力和威望放在这里，许多事情，哪怕不一定需要他的首肯，下面也必须要通知一声，至于军国大事，如果紧急，当然可以由宰执商议后决断，但事后也当征询天子意见。
李定国的奏章同样一式两份，一份报与就在宿迁前线后方的天子，一份交予内阁备案。
奏章中，李定国禀报了前线的具体形势，眼下明军的主要进攻和战略方向，以及自己对未来局势的预估和部分担忧。
其中一点，就是担心清廷“断尾求生”。
即相仿昔日撤入大漠的北元那般，在明军主力抵达北京之前，将政权基干和八旗户口，转移回辽东，或者与满洲相善的蒙古部落地区。
要知道，皇太极时期，带领后清击败林丹汗，统合蒙古，满清在蒙古诸部中，还是颇有威望的。
若是清军得此机会，撤入辽东或者漠南，很容易成为未来完成北伐后，重新稳固的大明，北方边防的巨大忧患。
毕竟这是有先例的，当年太祖朱元璋扫平江南后，命徐达、常遇春北伐中原，大军势如破竹，结果在兵临元大都之前，元顺帝就十分果断的跑路，把几员大将丢在大都后，直接往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润。
要说在这一点上，元顺帝还是要比崇祯识时务些，若是当初崇祯能有这份决断，跑路南京，南明后面很多幺蛾子都不至于有，至于丧土辱国，，你以为明朝三百年，为啥还要保留南京这个陪都，甚至连从六部到军队，都保留一个备份。
人家朱棣还是有远见的，以备不时之需。
事实也的确可以证明，如果元顺帝没有跑路，那么失去黄金家族嫡系名义后的蒙古各部，很可能在朱元璋北伐，把元廷一锅端了以后，陷入分裂，一蹶不振。
但元顺帝和一众宗室的成功出逃，则大大保留了元朝皇室对于蒙古的掌控力，让其社稷得以传承下来，甚至能够在岭北之战中大败明军，重新站稳脚跟，成为明朝北方难以平息的边患。
直至明中期，已经在多次内斗中逐渐分裂的蒙古诸部，都还能搞出土木堡，和达延汗中兴的回光返照。
后世也有同样的明证，如果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没有及时转移西南后方，而是在南京和鬼子玉石俱焚，哪能再撑这么久？早寄了。
同样的，清廷是有这样基础的，在入关之前，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数十年时间中，满清在关外积累了不小威望，还有盛京这个经营多年的陪都，完全可以龟缩东北、草原，甚至这样的“北清”，其威胁程度比北元更盛！
北元手里不过是蒙古，而满清手中可是蒙古+东北，大概是鲜卑和高句丽的集合。
所以，朱由榔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清廷成功跑路！
这是放在眼前的巨大问题，毕竟此时明军三路兵锋，虽然都势如破竹，但距离北京还有数千里，鞭长莫及，清廷有足够的时间筹措准备。
这也是李定国心中最大的担忧，时人均将他与徐达相提并论，他可不愿意再步入徐达踩过的坑（徐达在岭北大战中大败）。
好在这个问题，北伐之前，明廷并非没有仔细思量过，当时也拿出了方案。
这便是光复骑军和光复海军目前已经做了的事情
光复海军从辽东登陆，威胁盛京，从而试图断绝清廷想退入辽东故地，重振声势的企图。
而光复骑军，则是尽量逼迫拉拢漠南蒙古诸部，孤立清廷在草原大漠上的势力范围。
可现在两方面都还没有阶段性进展，所以朱由榔心中也不免忧虑。
案下，是以王夫之为首的几位随驾大臣，内阁七部，每部都派了一员侍郎随驾，这不仅仅是陪同天子亲征的事情，明军兵锋每向前推进一步，也就意味着有大量府县重新归入明廷治下，所产生的众多政治、经济、民生问题，需要一个有力中枢来安排，南京太远，自然就得有人跟在皇帝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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