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字狱”，估计众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明清时期。这个时期离现代的社会时间上比较接近，大家对明清的历史，不说从书本中学到的，只看电视剧，就大概能知道个七七八八。
因为书写中的某一个字，或是说话间不经意说出的某一个字，犯了忌讳，而被人举报、抓包，便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受尽万般折磨，不仅如此，还会有株连、连坐之罪，将你的上三代、下三代翻个遍，一个不留全部杀掉，以绝后患。
一时间，闹的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人人噤若寒蝉，不再敢随便说话，不再敢随便写字。
也在此时，街头出现了很多怪现象，毕竟人们不可能永远将自己关在家中，总是要上街买米买面。街坊亲友如恰巧在街上碰面，只是挥手致意，闭口一笑，无人敢开口相问，打招呼。完全不像以前，两个人见面，可能会谈笑风生的聊上半天，现在，却没人敢多说一句话。
就连我大华夏传统的节日春节，腊月底贴春联，这是有着一两千年的传统了，但在当时，却不是这样。
春节嘛，新一年的开始，寄托了大家无数美好的期待。
老百姓既想为了过节讨个吉利、图个喜庆，又担心因为某个字而被他人举报下牢狱。索性，他们只在门口贴上一幅红纸，上边不写一个字，是空着的，全国上下，大家出奇的一致，别是一番“风景”。
可见，所谓的“文字狱”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恶劣的影响。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最早的“文字狱”，并不是出现在明清，而是出现在东晋末年。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总有这样的怪象，一个王朝，越是到了末年，执政者越是能想出千奇百怪的想法，整蛊或盘剥老百姓，好像有种破罐破摔的意思，反正我已经无力回天了，不如夜夜笙歌、醉生梦死，极尽享乐，极尽压榨与盘剥。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作不死，越是快要死了越是作的厉害。
王朝的末年，这样的君王历史上不乏少数，像剖孕妇腹查验胎儿性别的商纣王，与褒姒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三个好老师也没带出来的“坏学生”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等等，不胜枚举。
东晋的统治者亦是如此，再聪明有为的君王，难免会办一两件糊涂事。
提前知道并阻止桓温的政变，白衣司功不可没，从而让近乎消失的白衣司，得到皇上的重视，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
得到新宠，白衣司新受封的元司吴成峰没有沾沾自喜，止步不前，相反，他知道，要想得到皇上的器重和认可，这一件事远远不够，白衣司还需要更多的消息或者胜利，来进一步巩固白衣司在皇上心中的地位。
吴成峰通过分析当下朝廷及全国的形势，得出一个结论，在朝廷中，大家族及门阀势力，别说是他，就连皇上，想动他也动不了。因此，只要他们不生出异心、作出谋反的决定，吴成峰就绝不会检举他们的任何信息，大家相安无事。
放眼全国，因为朝廷苛捐杂税严重，天灾人祸连连，食不饱腹，民不聊生，大股小股的叛乱力量此起彼伏，朝廷刚覆灭完这一支叛乱队伍，另外一支又在异地揭竿而起，往来反复，朝廷疲于奔命。
不过，这正是白衣司的机会，凡是叛乱，并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一时兴起，说要叛乱立马就能竖起大旗的，没有武器、没有马匹，你敢揭竿你就是死路一条。事前必将会经过一番准备，私下联络。
白衣司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提前探知叛乱的消息，趁叛乱还在萌芽之中，就可以以朝廷少数的军事力量，粉碎叛乱，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
确定了行事方针，吴成峰便广泛发展白衣司成员，使白衣司彻底挣脱了京城的牢笼，走向更广阔的大晋朝的每个角落，大到京城市井街巷，小到村头田地之间，哪都有白衣司的成员。
人员的增加，也意味着组织变的更加庞大，更不容易管理，吴成峰又制定了相应的职责制度，以自己为尊坐镇京城，将东晋国土按方位，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块，分别设立四个堂口，任命四个堂主，每个堂主管辖各州郡的分堂主，分堂主下边又设立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又有自己的成员，这样，白衣司庞大的网络已经初具雏形。
当然，人员的增加，也就意味着费用的增加，吴成峰明白，如果没有成效而去向皇上伸手要钱，多半会引起皇上的反感，既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于是，吴成峰便要求四个堂主及各州郡的分堂主，必须拿出来一件或几件成绩，抓到行将叛乱的关键人物和关键证物，待他核实清楚后，上奏皇上，有了皇上封赏，才有大家的俸禄，不然，大家可以就地解散。
吴成峰也是个狠人，他说完这些话，并不在意底下人怎么去执行，起初加入白衣司的这些人，良莠不齐，三教九流都有，但大家的目的都比较简单，要么是为了钱，要么是为了报复陷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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