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铺巷的每一个婴儿，从出生第一天起，就在被铜锤声蚀进一个更灵敏的耳朵。他们长大后可能不打铜，可能当了会计、老师、外卖骑手。但他们的耳朵保留了那个频段的额外灵敏度。他们在生活中遇到那个频段的声音——可能是某个型号的汽车关门声，可能是某个品牌微波炉的完成提示音，可能是某个朋友的笑声里恰好包含的特定泛音——他们会觉得“顺耳”。“顺耳”是一种无意识的偏好，它会影响他们的选择：买哪个牌子的车，用哪个型号的电器，和哪个人交朋友。这些选择是传。传的不是锁，是偏好。偏好蚀进消费习惯，消费习惯蚀进产品设计——某个汽车工程师在设计车门铰链时，直觉地选择了一种让关门声的频谱刚好落在那个频段上的阻尼材料。他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声音听着“对”。不需要知道。他的耳朵告诉他了。
那个汽车工程师可能就坐在方遇某个徒弟的汽车里，关了一次门，觉得这声音“不错”，然后在自己的设计里复现了它。徒弟打的锁只有方遇的五六成，但徒弟耳朵里那个频段的灵敏度是方遇的百分之百。因为那个灵敏度是铜铺巷的空气蚀进去的，不是师父教出来的。空气不挑人。空气蚀所有人。
方遇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儿子夭折——那个痛已经四十年，结成了心壁上的老茧，平时不痛，下雨天隐隐发闷。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自己的耳朵录下来。不是录音——录音只能记录声压波形，记录不了耳蜗外毛细胞对特定频率的放大倍数。他想要的是把自己耳蜗基底膜上那个频率响应曲线转化成某种可以存储、可以复制、可以传给下一代的介质。
他不知道怎么转。但他本能地做了替代性的事。他在每一把锁的内部——锁芯簧片的背面，那个永远见不到光、永远不会被钥匙碰到的面上——用錾子刻了一个极浅的音叉图案。音叉的两个叉臂长度不相等。不相等不是失误。不等长的音叉产生的是不和谐的双频拍音。那个拍音的频率，刚好等于他耳中铜锤余音里最细微的那道颤音的频率。他把颤音的频率变成了视觉符号。视觉符号不会被空气稀释，不会被时间衰减。只要锁还在，那个不等长音叉就在。
七十年后，南市铜铺巷拆迁改造，方遇的铺子被拆掉。拆房队在瓦砾堆里找到了二十七把锁——都是方遇晚年打的，做好了没人来取，一直挂在铺子的墙上。铜锁在废墟里压了几个月，表面氧化成深褐色，但内部簧片完好。二十七把锁被废品收购站的人当铜料卖掉，辗转进了熔炉。但在进熔炉之前，一个收旧货的古玩贩子在货堆里捡走了其中一把——因为那把锁的锁体上刻着一个古怪的图案，看着像音叉。他用三十块钱买下来，摆在自己的旧货摊上。一个路过的音乐学院老师花两百块买走，因为觉得那个音叉图案的比例和某个上古编钟的纹饰相似。音乐学院的老师把它挂在办公室墙上。三年后，一个做声学研究的博士来拜访老师，看到了那把锁。博士用手机拍下了音叉图案，回去用图像处理软件提取了音叉叉臂的长度比例，换算成频率比。那个比例对应的拍音频率，不在标准音阶上——比A音高一点，比升A低一点，落在两个钢琴键之间的缝里。博士觉得有意思，把那个频率值写进了自己的一篇论文里，论文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工匠对微分音听觉的可能性。论文发表在《声学学报》上，被几个国外的音乐声学研究者引用。引用链继续延伸，那个频率值出现在一个音乐软件的预设调律参数里。软件的几十万用户中，有一个人在调试参数时发现了这个非标准频率，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顺耳”感，于是用它写了一首电子音乐。那首电子音乐被一个舞蹈编导听到，编了一支舞。舞蹈在某个城市的艺术节上演，台下坐着的一个芯片设计师在听到那个特定音高时，突然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舒适感。他回去之后，在芯片时钟树的频率分配方案里做了一个微调——把某个模块的工作频率从一个整数倍调整到带了小数点的非整数倍。不是因为他想起了方遇的锤声——他从来没听过。是因为那个非整数倍的频率比，恰好落在他的听觉皮层经过铜铺巷锤声蚀刻后保留的那个最佳频率点上。
他的祖父是方遇的第七个徒弟。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频率让他觉得“顺”。他在设计文档里写了一句注释：“时钟频率微调至XX.X MHz，主观听感更舒适。”同事看了都觉得奇怪——时钟频率又不是给人听的，哪来的听感？他没解释。不需要解释。
铜声层。这是芯片版图里那根承载时钟信号的金属走线的名字——女儿在给Transfer Layer下面的那一层时钟分配网络命名时，想起小时候外婆家隔壁那个打铜的铺子传来的锤声。她给那一层起名叫Copper Sound，铜声层。她在设计说明里写：“时钟信号像有节奏的锤击，一层一层往下分频，每一层分频后的频率关系，应该有一种听感上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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