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九月，有一个生员叫刘伯镪，从大金逃到辽东（大夏控制区），并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现在大金的四贝勒皇太极现在住在耀州，城里兵力不满三百人。
听到这个消息后，孙承宗、马世龙大喜，认为要是抓获到皇太极，那肯定是奇功一件。
于是，马世龙派副总兵鲁之甲，率领四个营（一个车营、一个骑兵营、两个步兵营）约7000兵力，计划偷渡柳河，袭击耀州，同时让觉华岛的游击金冠率水军协助，志在一举拿下皇太极。
可是当鲁之甲率兵到柳河之时，左等右等，不见金冠领觉华岛水军来。无奈之下，鲁之甲只好租了七条渔船渡柳河。这一渡河，整整渡了四天。其实，鲁之甲的动静早就被耀州守军发现了。大金守将屯布鲁看破不说破，当作不知道。
第五天，渡过河的鲁之甲准备夜袭耀州，给耀州守将屯布鲁一个惊喜。结果，反被屯布鲁给了一个惊吓。
当鲁之甲领兵临近城门时，耀州城中突然灯火通明，敲锣打鼓，大张声势。而屯布鲁率士兵从两侧突然杀出。黑暗之中，大夏军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敌军，在慌乱中崩溃了，纷纷逃跑。
这就是着名的柳河之败。这一战，副总兵鲁之甲，参将李承先战死，大夏士兵阵亡八百人。
大金耀州城里兵力真的不满300人吗？实际上，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这几年大金先后向耀州调过四次兵，第一次2000兵，第二次500兵，第三、四次兵力不详。
虽然不知道耀州原驻军和第三、第四次调了多少兵，但耀州城兵力肯定远超2500人。双方兵力并没有想象中的悬殊。
但是千里之外的言官们并不清楚实际，认为辽军以数十倍兵力偷袭300敌军反遭大败，纷纷弹劾孙承宗和马世龙。
这也是大夏朋党之争的必然后果，只要你一出错，就肯定有人攻击你。朝堂之上，什么包容互助、容错纠错是没有的，取而代之的只有意气相攻、争权夺利。
实际上，大夏的言官太低估了大金兵力。努尔哈赤时期，大金正处于奴隶分封制向君主郡县制转型的阶段。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规定按照每三百男丁（青壮男子）设立一牛录，并任命一名佐领（也叫额真）进行管理。
这名佐领便是牛录的军政长官，类似于乡长。当然，三百男丁只是一个泛泛的标准，牛录的设立还要看屯、村、寨的情况。
比如，某村寨男丁有315人，并不会将多出的15名男丁驱出村寨，而是统一划为一个牛录。当有战事的时候，努尔哈赤会下令给各佐领，按照三丁选一的原则，在牛录里抽精壮男丁，强行服兵役。
由于大金兵役具有强制性，所以大金临时动员的兵力是很可观的。
但牛录兵并不是职业军人，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后来，努尔哈赤在牛录中挑选武艺高强者做为甲兵。甲兵就是完全脱产的职业军人。
天命八年三月，《满文老档》记录了当时调兵遣将的情况。
“苏吉率镶蓝旗甲兵百人，驻聂赫寨；爱达汉森车赫率二白旗、二蓝旗之甲兵四百，驻草河堡；额赫勒恩率正白旗四牛录人，驻宣堆子与狍子坡之间；苏布兴阿率镶红旗三牛录，驻松山堡。”
上面的记录显示甲兵和牛录兵是不一样的。在甲兵的基础上，努尔哈赤又打造了一支精锐部队，叫白巴牙喇，通常叫白甲兵。天命五年，努尔哈赤仿大夏制度，将八旗军官设为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五个等次。
也就是说大金部队里既有民兵性质，亦兵亦民的牛录兵，也有完全脱产的职业军人——甲兵，还有精锐士兵白甲兵。其中牛录兵类似于大夏的军户兵，但战斗力远胜于军户；甲兵类似于大夏脱产训练的营兵；而白甲兵类似于大夏的家丁。
大金的部队和大夏相比，至少有明显的四个特点。一是可以临时动员大量兵力。大金执行的是强制征兵，其中女直人三丁抽一兵，汉人二十丁抽一兵。蒙古人征兵比例不详，但按照惯例是男丁全部出征。
而大夏实行的募兵制，财政有钱就兵多，没钱就兵少，而户部又如此之穷，短期内辽东是无法动员大量兵力的，只能靠调客兵应急。
二是大金实行厚赏轻罚的军功制度，凡是征战有功之人都给予赏赐。立小功者给予银两、财物，立大功者给予可世袭的爵位。具体看士兵在战时的表现，和战后的伤势。也就是说打仗时受伤越重，赏赐越多。
“二十二日，探问阵伤者，按伤势轻重论功行赏。”
同时，大金还实行军功累计制和以功赎罪制。对屡立战功的，以后要是犯法可以免死和免抄家，最高可免三次。
举个例子。天命五年八月，大金在进攻懿路、蒲河两小堡时，沈阳守军来援。努尔哈赤令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子）、额亦都大将迎击援军。莽古尔泰渡过浑河，一路追击。而额亦都大将竟未渡河而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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