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远大战前，努尔哈赤明显有轻敌思想，正如他所说的，“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
的确，在宁远大战之前，各地守军“闻女真而色变”，不战自逃居多，“以畏奴为持重，以逃死为老成，以媚夷为制虏，以弃地为守关”，士气已经降到负数。
倒不是努尔哈赤吹牛，翻一翻他的历史战绩，在对上袁崇焕之前，他确实不知道输怎么写。骄兵必败。
而另一边，袁崇焕为这一战他准备了数年，手下有彭簪古、罗立等国内最好的火炮专家，整个辽地只有他有进口货——红夷大炮，还把宁远城重新修筑了一遍。
同时，袁崇焕在战前充分吸取了血的教训，封城门、刺血书、激忠义、清奸细、严军纪、赏金银。下令逃往前屯、山海者斩，是学楚霸王的破釜沉舟；下令城头兵擅下者斩，是学于谦的“临阵脱逃，后队斩前队”。
袁崇焕这份独守孤城的决心和勇气，试问辽战以来有几人？真正的钢铁长城在于人心，在于意志。
实际上，推测宁远一战打死了多少大金将士的意义并不大。宁远大捷的最有价值的意义在打破了努尔哈赤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不败神话，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大夏将士的斗志和士气，证实了“以辽人守辽土”战略的正确性。
宁远大战也是唯一没有奸细作乱的一场大夏、大金之间的战争。“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正是宁远军民同心协力，共同抗敌，才打退了大金部队。
回过头来看，恰恰是努尔哈赤在晚年采取一系列弊政，导致大量辽人逃向宁远。这才让袁崇焕有条件招抚大量流亡辽人，从中“择其壮者从军，悉加训练”。
当努尔哈赤率大军直奔宁远而来，这些辽人再也不想逃了，也逃不动了。辽人终于举起了手中的长刀。这一次，他们不是为大夏王朝而战，而是为了家园，为了自由而战！在辽地发生的战争已有八年之久，辽人第一次站上历史舞台。
再聊一聊觉华岛之战。觉华岛惨剧的根源在于严重的麻痹思想。的确，觉华岛一万五军民战斗力比较弱，根本不是大金八旗军的对手。
但岛上不论是官兵、商民、渔夫，他们都是有船的，岛边停泊了二千多只船，完全有机会在武讷格入侵之前驾船离开。
觉华岛离岸足足有18里。这么长的海面结冰绝非旦夕之间，也不可能没有任何迹象。然而，岛上一万五千人因为努尔哈赤大军中没有船，全都安逸地沉睡了。但凡警惕性高一点，组织人员轮流巡逻，亦不难发现结冰的预兆。
结果，最先发现觉华岛海面有结冰迹象的不是长期与海打交道的觉华军民，反而是大金的斥候。得到消息后，努尔哈赤在廿五晚上，已让一部分军队转移到离岛最近的龙宫寺，耐心地等待海面结成厚冰。
正当岛上军民人人鼾声如雷的时候，却不知死神已降临。正月二十六日早上，大金军队从岸边履冰入岛。一切都来不及了。
然而，宁远大捷并不能改变大夏帝国慢慢覆没的趋势。大夏帝国一直以来的主要矛盾不是边患，而在腹心，在于阶级矛盾难以调和。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生活在金字塔最底层的、人数最多的贫民对王朝充满了绝望。这个最大的矛盾不是通过战争可以解决的。
庞大的宗室，占有大量土地，还要地方政府供其俸禄、劳役，导致不少地方无税粮上缴中央，反过来还需要国家财政反哺。
极薄的官俸，让文官武将无人不贪，除了默认的常例钱，还有五花八门的贪污受贿生财之道。畸形的税收，一次又一次伸向穷人的口袋，辽饷、剿饷、练饷加派越来越高。
同时皇亲国戚、地主豪强隐匿大量人口和田产，农业税重而商业税轻，国家很难收到富人的税。
海禁的推行，失去了丰厚的关税，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汪直、郑芝龙等海贼王。
凄惨的军户，名为兵实为丐，加上年年欠饷，逼迫各地军阀吃空饷，私养家丁，虽无割据之名，实际上已尾大不掉。
迭起的党争，在朝堂争权夺利，意气相争，对人不对事，常常因为反对而反对，内耗不断。
土地的兼并，让农民逐渐变成流民。大夏朝廷明知各地富商把控米价，大发国难财、饥荒财，对此却无能为力。
种种问题盘根错节。帝国唯一的决策者——大夏皇帝必须大刀阔斧，挖疮割痈，方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然而，留给大夏皇帝的时间不多了。几年前的山东巨野、四川永宁、贵州水西之叛乱，只是农民大起义浪潮的前兆。宁远大捷一年后，王二起义揭开了序幕。
王嘉胤、王左挂、苗美、张存孟、韩朝宰、王虎、神一魁、赵胜、张孟金、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刘国能、王自用、贺一龙、李万庆、马守应、王子顺等人将纷纷相继揭竿起义，提出“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割富济贫”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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