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春秋战国以后，道统和政统从来没有真正融洽过，不是在打架，就是去打架的路上。
因为儒家文人想做帝王师，用价值观的解释权领导国家进程，而皇帝和国家政权却想压服文人，让他们做皇权的驯服工具。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历代王朝初期，开国君臣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具有天然的权威，能把儒家文人收拾的服服帖帖。
此时的国家政权非常稳固，皇帝说什么是什么，反对的声音也有，不过没什么用，开国皇帝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儒家文人。
但是国家政权稳固的背后，便是文艺凋敝，包括绘画、诗歌、文学以及哲学思想等等，都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传世之作。
大家仔细想想，汉初，宋初，明初有什么非常牛逼的文艺作品吗?
想不起来吧。
哪怕是唐诗，贞观年间有不少优秀作品，可是和李隆基的盛唐相比，恐怕也要逊色不少。
原因就在于政统压服道统，儒家文人的腰杆子被打折了，再也没有怼天怼地的资本，也就创作不出优秀的作品。
而在王朝中后期，则是道统压服政统。
因为在和平年代，开国君臣逐渐凋零，国家政权的战争权威也在褪色，而文人用知识做敲门砖，进入国家政权做官，逐渐替代了国家的天然股东。
此消彼长，可不是儒家文人的话语权大了嘛，那些“仁义道德”的价值观，又能用来领导皇帝和国家政权了。
正是从王朝中后期开始，传世的诗歌、文学和书法绘画，都从全国各地冒充出来了。都从全国各地冒出来了。
其中部分原因是经济复苏，人民对文艺作品的需求增长，另一部分原因便是儒家文人没有制衡，开始放飞自我了。
文艺这个东西，非常讲究精神状态。乞丐写不出优秀的话本，搬运工没心思听戏曲，只有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才有闲工夫研究艺术。
大家可以看看周围懂艺术的人，几乎没有穷人家的孩子。
国家进程和个人命运，其实都一样。
而且硬骨头的名臣、谏臣，往往出现在王朝中后期，尤其是以“文人风骨”着称的明朝，海瑞、杨涟等硬骨头比比皆是，背后的逻辑便是道统逐渐占了上风。
要是在朱元璋的时代，海瑞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估计刚出道就结束了。
到了王朝崩塌的乱世，文人彻底放飞自我，没人管了。
乱世丰富的素材，再加上宽松的环境，让文人可以自由创作，而不必担心审核不能通过。
比如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的王谢风流和兰亭序、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号称黄金年代。
总之，政统压服道统的时候，国家强盛万国来朝，人民的生活有安全感，代价就是活的不轻松。
道统压服政统的时候，人民活的轻松了，却要面临阶层固化和剥削，而且国家也走在下坡路，说不定什么时候乱世就来了。
这就是硬币铜板的正反面，不管怎么选，都有利有弊。
上述巴拉巴拉讲了两个权力系统的区别与关系，但是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和我们的言论自由有什么交集？
本质上道统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言论自由，相对世俗权力而言，它就是洪水猛兽。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现在大康朝就是被洪水猛兽包围着；双方处于僵持阶段，而且，国力愈弱，道统力量愈大。
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原因只有一个，我想早点放这些洪水猛兽出来，早点疏通洪水，变洪水为水利工程，把猛兽驯化，变为家禽六畜。
这才是我最终的理想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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