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回答“俄国正在发生着什么?”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答案就只能是“盗窃”。
——尼古拉·卡拉姆津
在来到俄国亲身体会这个幅员辽阔国家的风土人情前，我曾经不止一次从文献资料中读到有关该国政府机构及官僚的腐败骄纵。但对于这样大的国家，仅仅以好官与坏官来区分官员的品行和性格必然会导致以偏概全的现象发生。
根据我的观察，仅就性格脾气而言，俄国官员与其他国家并无太大区别，其中既有内心善良、性情温和的，也有蛮横粗暴、凶狠暴戾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一个官员脾性如何，他们都是以贪污受贿为生的，就好像他们是来自异族的征服者，而俄国百姓是被征服者一样。俄国官僚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体系，他们倾向于、且只与自己同属一类的人相互协作，奉承上级和欺负下级，他们钟爱官阶等级体系和自动晋升机制，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他们体制外的一切存在都被他们视为狂乱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本能地排斥那些过分热心者和谨小慎微者，因为这个体制要求所有人都参与贿赂，以建立一条共同责任纽带，正如醉汉不喜欢清醒的同伴一样，窃贼在诚实的人面前也会感到不自在。
腐败问题在各国屡见不鲜，但俄国官场却存在一个特殊的、我不曾在他国见到的独有现象。
俄国官员自然而然的将腐败收入区分为“无罪的收入”与“有罪的收入”，受害人的身份成了区分二者的重要标准。
“有罪的收入”指那些以牺牲皇室利益为代价获得的收入，例如挪用政府资金或蓄意伪造某些政府需要的数据。
“无罪的收入”则指那些以牺牲社会公益为代价获得的收入，包括勒索百姓得来的钱财，以及在司法审判中收取的贿赂以在案件的审判中偏向行贿的一方，这种钱通常以加急费的形式出现，即为加快公民与政府间事务办理进度所收取的小费。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收受“有罪的”贿赂时，受贿官员遵循不成文的收费标准并且找零的情况并不罕见。
而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对于损害国家利益，即获取“有罪收入”的官员，政府的巡视人员会毫不留情地追究其责任并从严从重处理。然而，如果受害方是平民，除非引发重大社会影响，否则他们很少会出面主持公道，这在俄国几乎已经形成惯例。
——亚瑟·黑斯廷斯《1834年例行外交报告》
市长府邸的书房里，书架上堆满了各类不值一提的文献，火炉旁烛光摇曳。
书房的正中心，支着一张用红漆和绿布装点的橡木牌桌。
七八位身穿黑色晚礼服的沙俄官员围坐在牌桌旁，桌上摊开了一副牌。
官员们或坐或立，脸上写满了警惕与期待。
毕竟，大伙儿心里都清楚，今天可不是简单的赌博娱乐，它更像是一个无声的政治战场，一场耐力与心机的较量。
在这群人当中，最放松的莫过于有着一副令人信服贵族风范的赫斯廷戈夫上校了。
他叼着一根雪茄，指尖偶尔滑过手中的纸牌，口中时不时蹦出一两句轻蔑的法语，语调平稳清晰，清晰的音节结尾，仔细一听，那绝对是最地道的巴黎口音。
市长巴卡尔金时不时拨弄着桌上的烟灰，轮到他出牌时，便看见他的指尖在牌面上微微一停，思忖片刻，方才犹犹豫豫地抽出一张牌缓缓地推向桌面。
“市长先生，您今天运气真差。”亚瑟摊开手牌扔在桌上：“又是我赢了。”
市长装作苦恼的扶着前额唉声叹气，他从怀里摸出钱包，取出三张卢布放在桌上：“唉呀！我这烂运气！上校，您的牌打的真不错。”
亚瑟打了个响指，身后充当小跟班的督学便赶忙替他把卢布收起来。
末了，亚瑟还不忘吩咐道：“阿列克谢·波尔图诺维奇，赌资是你借我的，按咱们说好的来，我拿三分之二，你拿三分之一。”
督学哪里敢收这笔钱，他弯着腰笑呵呵的婉拒道：“能赢钱是您的本事，我何德何能拿您三分之一呢？”
岂料，亚瑟却不由分说的开口道：“让你收下你就收下，我这个人说话向来讲信誉。对了，你们谁要是玩累了，便换阿列克谢·波尔图诺维奇上吧，我看他在我身边都坐着急了。”
亚瑟话音落下，然而却半天都看不见一个下牌桌的。
市长带头道：“这怎么能行呢，我还没玩尽兴呢。上校，您之前还和我说，您不会玩塔尔博，现在看来，您一准是在骗我。就算是放在彼得堡，您也一定是数得着的玩牌高手！”
亚瑟嘬了口烟：“这我还真没骗你，在彼得堡，我们玩克尔德、亨特和巴黎更多一点。要不，咱们换个玩法？”
亚瑟这句话还真不是咋呼这帮官员的，他的牌技经过法国驻英大使塔列朗的严格培训，要不是因为那个常年出入各国外交场合的老头子，亚瑟还真学不会这么多的纸牌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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