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院长枯瘦的手指仍旧按住卷宗，目光在对面的宪兵上尉与桌上的佩刀之间来回扫动。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火药味，灰大衣宪兵们站得笔直，仿佛帕特农神庙前的大理石柱一般，不带半分表情。
副院长微微眯起眼，他缓缓摘下眼镜，把那份盖着火漆的卷宗往外一推。
“尼古拉·奥加辽夫的所有文件都在这儿，你们拿去吧。”
宪兵上尉伸出手正打算接过文件，可转瞬副院长又把文件给抽了回去，就好像有意戏弄这群宪兵一般：“但是，宪兵司令部若要调用文件，还需先在莫斯科法院的移交记录上签字，这是标准流程，诸位应当没有什么疑问吧？”
“签字？”那上尉眉头皱了皱，显然不太乐意，沉闷的办公室里处处都透露着火药味儿，只需一颗火星落下便可将这里化作一片火海。
作为旁观者，亚瑟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原则，倒也乐得亲眼见证俄国司法系统与第三局爆发一场激烈碰撞。
这种场景他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见了，只不过从前都是作为当事人，在伦敦的时候，他经常被罗万厅长派去财政部或内务部替苏格兰场争取预算或者要求扩大临时执法权限，并因此与白厅街的绅士们展开一场内容多彩缤纷的热烈会谈。
该怎么形容那些会谈呢？
总而言之，这些会谈基本上是以皮笑肉不笑为具体表现形式，以互相阴阳怪气彰显主旨大意，并多以不欢而散告终的。
只要亚瑟敢提议给苏格兰场增加哪怕一便士的预算，财政部便会立马抛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数据——好像每个铜板都能让英格兰银行“崩盘”，促使横跨五大洲四大洋的日不落帝国沦入辉煌不再的境地。
财政部最富教养的绅士会愁眉苦脸地指着表格背后的“国库赤字”，警告亚瑟别让未来世人用“财政灾难”来形容这次意外开支，暗示他别让后人有理由高声疾呼——大英帝国实亡于亚瑟·黑斯廷斯。
然而戏剧性的地方在于，明明他们都互相想把对方往死里整，却又要保持最完美的礼仪，嘴角挂着幅“殷切期盼大家都好”的笑容。
你瞧得见他们啜着浅酌的小茶杯，眼睛却在暗暗搜索任何可供挑刺的把柄。
只要抓到一点儿漏洞，便毫不留情地在下次公开会议上抖落出来。
若被戳破者当场哑口无言，其他人就会在笔记本上潦草记下这位“倒霉蛋”的丑态，以备回头散播到更多人的耳朵里。
他们大可以
拿一份无关紧要的报告互相抨击整整三小时，却又能在散会前依照流程互赠夸张的告别礼，甚至握手时还会把对方称作“我敬重的同僚”。
有时，你甚至分不清他们是真的存了心要施行严苛的审查制度，还是单纯是为了在财政部的会议纪要里多写一句——我们充分讨论了相关议题。
毕竟，绅士面孔得先摆在前头，后台的小心眼儿互撕才显得更富层次。
如果当众翻脸，跟个约克夏的猪倌儿似的，那可就太没贵族气儿了。
宪兵上尉的表情仿佛罩上了一层冰壳，他皱着眉扫了一眼桌上那摞卷宗：“签字？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您非要搞这些形式吗？”
“形式？”
副院长露出一丝礼貌又略带嘲讽的笑：“司法系统看重的正是形式与程序。你们第三局前两年给皇上递交的报告里不是说俄国的司法系统程序落后，缺乏基本的公平正义，办案水平还停留在18世纪末期吗？如您所见，我们根据第三局的报告整改了，我们现在进入了19世纪，而19世纪俄国司法系统的最大进步便是严格落实了程序正义。”
副院长一手押着文件，一手指着宪兵道：“如果不签字，你们今天什么也别想带出去。”
上尉嗤笑一声，反唇相讥道：“是吗？我原来这么走运，正巧碰见了莫斯科法院发明了归档签名制度和签字笔。”
副院长不慌不忙的端起茶杯：“万分抱歉，您只碰见了我们发明归档签名制度，但是我们这儿暂时还没有发明签字笔，甚至没有墨水。如您所见，俄国的司法制度刚刚进入19世纪初期，远未达到30年代的水平。”
宪兵上尉听出副院长言语中的冷嘲热讽的意味，脸色不由得一沉。
他阴沉着脸背着手在室内走了两步，像是在思考究竟要端着第三局的架子继续强压，还是退而求其次，别真把局面闹僵。
最终，他还是停下了脚步，略作停顿后，将目光转回到那份卷宗上：“没有签字笔，也没有墨水。那我岂不是只能打个手印？”
副院长坐在椅子上甚至连起身的意思都没有：“手印也行，反正这儿是莫斯科，不是彼得堡。当然，一切的前提在于您不介意让全俄国的人民都知道——第三局调用司法文件的凭证印着个手印，是件多新颖的事儿。”
“哼！”上尉眯着眼，一只手按在办公桌上，伸着脑袋用眼睛死死盯着副院长：“您别以为借着所谓的‘程序公正’就能为我们设置障碍。我们这帮宪兵，最不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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